高大新

　　本人下岗多年，除了偶尔采风，基本足不出户，煮酒写诗，自得其乐。随着年龄痴长，乡愁愈浓，那婉转呢喃的家乡方言，淳朴厚道的乡邻，尤其是老祠堂里传出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书声，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的祖籍在六安南山三旺冲的高家粉坊，我父辈以上的前辈都是打粉丝的匠人。村东头便是高家祠堂。祖祠依山傍水，飞甍翘檐，气势恢宏，在南山一带是有名的古建筑，后被改作校舍至今。祠内雕梁画栋，楼台亭榭，古梅老丼，布局巧妙。大门两旁有一对威武的大雄狮，用青石板垒砌的月牙塘波光潋滟，细泉连绵。在那物质基础薄弱的年代，宽敞的祖祠，便是我们读书玩耍的地方。

　　据《六安革命史》记载：当年，六安第一支“抗日人民自卫军独立大队”，就是在六安南山高氏祖祠诞生的。

　　我不想为祖祠“贴金”，只愿为被埋没七十年的祖祠“考红”，因为我的祖祠是红色的。建党前期，被乡人誉为“神童”的高一涵考取秀才后，在父亲的带领下在，向祖祠里的列祖列宗敬完了香，就毅然离开家乡，到京城求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参与策划，帮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并担当主笔。由于他早期在外瞒着家人投身革命，以至地方人很少了解他。还有一位抗战爱国人士高宗禹，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抗战开始后，他任“国家抗战总动委员会秘书长”，为抗日救国奔走呐喊;族人高寿祺，历任安徽，江西监察使署秘书兼调查专员，是位有名的清廉官员。六安革命史中常提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名字有高伯民、高敬波、高克如、高屏州、高永强、高角如、高晓初等。

　　在六安南山东河口毛坦厂一带，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高伯民、马自谦等发动的“南山起义”，就是以高祠作为联络处，后经六安县委批准，在高祠设立地下党工作联络站，站长有高角如担任，直至抗战胜利。

　　新四军四支队的文史资料中，多次提到高氏祠堂、储家老庄、高家牌楼和燕山寨城隍庙这些地方，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这四地呈半圆形，高祠在丰乐河以北，储庄和高家牌楼在丰乐河以南，高家牌楼经燕山寨是通往毛坦厂方向的山间要道。四支队战地服务团驻扎在储家老、中、新庄，储家当时是地方富豪，房屋很多，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高家祠堂高大宽敞，三进三出，能容纳千余人。

　　小镇有“高邵陈李”四大姓，高家占小镇人口四分之一多，很多村庄都是一门姓。四支队服务团团长张厉，副团长汪道涵，就在小华冲村储家庄住过，小华冲与舒城接壤，距高祠约3公里。新四军四支队活动当时主要依托南山一线。中共地下党组织称毛坦厂、东河口一线为“六安南山”，六安南山是游击队的主要活动据点，这一带群山逶迤，沟渠纵横，适合开展游击战，又是皖中平畈地区进入大别山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高敬亭司令员为首的四支队在六安南山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里的每一片丛林，每一个山湾，都留有他们的足迹。我祖父那辈，很多人见过高敬亭，说他大高个，讲话和气，平易近人，关心老百姓疾苦。他在南山一带有很好的口碑和极高的威望。老百姓之所以积极报名参加新四军，就是认为高敬亭为人仗义，他带领的队伍就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1942年2月，四支队独立团在舒六霍三县交界处打游击，团长杨震就住在高家牌楼，他往返于储家庄、燕山寨之间，神出鬼没，四处出击，筹粮饷和枪支弹药，巩固和发展南山抗日根据地，直到抗战胜利才撤离。

　　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高家牌楼的三和堂又作为张家店战役三纵的前线指挥部，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亲临前线。所欣慰的是高家牌楼三和堂，现已被政府修旧如旧，作为九十里画廊的红色旅游景点。

　　百里长廊景如画，遍地英雄忠魂舞。当我伫立在古老的月牙塘畔，漫天彩霞映照着600多年迁徙历史的祖祠，耳畔忽然回响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和“我爱北京天安门”两首穿越时空的歌曲，两种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交汇，两个时代的火花在我的心灵里碰撞。我仰望着承载厚重历史的祖祠，我的眼睛湿了;霎时，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我的祖祠笼罩在一片血色的残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