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赣江

　　近来对近代革命史发生兴趣，夜读《红岩》，竟然读出以前没有读出的东西。

　　对于《红岩》，现在存于记忆的，只有江姐、小萝卜头等等烈士的记忆了，心中除了对烈士们坚定的革命信仰佩服，就是对那个叫甫志高的叛徒莫名地憎恶与痛恨了。《红岩》是本小说，说是小说，因为人物是虚构的;但又不似小说让人看了就看了，看了就忘了，因为他本来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红岩讲述的是一大批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斗智斗勇，直至英勇牺牲的感人故事。大背景则是即将解放的1948年——1949年的大西南四川和重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捕入狱呢?小说是1961年出版的，但基本取材于1957年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正是在1949年11月27日那场大屠杀之夜，因为成功策反看守杨钦典，越狱成功的幸存者。

　　《红岩》另一背景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由于地下党领导人的接连叛变，致使在重庆和四川地区的地下党，一度组织上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先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和南京8人。其中被特务杀害58人，下落不明(大多被秘密杀害)38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仅有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特务杀害的4人，叛变后加入特务组织的8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叛变后，给当地地下党组织带来了这么大的危害和损失呢?1948年4月17日，中共重庆市委的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和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并接连出卖其他同志，向特务邀宠。刘国定不仅仅是重庆市委最高领导人，还是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他的叛变等于把重庆和四川的地下党全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下，形成了灭顶之灾。随后，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蒲华辅、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相继被捕叛变。李文祥一个人就出卖了16名地下党，而刘国定则带着特务远上南京、上海抓捕地下党……痛心啊!几个败类害死了多少已经或即将看到胜利曙光的仁人志士啊。

　　往事不该忘记，警钟应该长鸣。叛徒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那么，重读《红岩》，我们又当学习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江姐、许云峰、陈岗等等这些真正革命者的高尚气节，是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对胜利、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我们要警醒，我们党的建设，应该要狠抓党员干部的建设，谨防类似事件的发生。我们欣喜地看到，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以断腕之举，狠抓党员和干部的建设。惟其如此，才不会给我们的建设抹黑。

　　蚊子咬人，临死还要吸一肚子血，这是蚊子的可憎之处;大象伟岸，虽不惧一两只蚊子，但蚊子多了也是能给肌体带来巨大伤害的，67年前发生在重庆的一幕，不就是两只臭虫给重庆和四川地下党带来了灭顶之灾吗!

　　谨以此文缅怀革命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