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震

　　昨日，写作课上留下一篇作文题作为作业，今日交上来的作业中有一篇《从那一刻开始》的文章。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倒是作者所述之事让人扼腕不已，不能不记下以遣心中五味杂陈之情愫。

　　事情就发生在不久前的杭州。某知名中学一个成绩优异的初二女生因为老师要求其为其所犯错误写份2000字检讨书并附上家长签名而选择跳楼，最终抢救无效死亡。虽然做学生、做老师期间都曾听闻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寻短见，但是知道这件事还是让我一度陷入一种抑郁到无法言语的情绪中间，几乎差点中断正在进行的课堂教学。

　　努力平复心情，最先冒出的念头就是——为什么?

　　前述的“原因”当然不能说服我接受这样的解释。果然在与该女生同校的学生交流后了解到事情的一些“细节”。这个孩子告诉我跳楼的女生家庭是个非常“严格”的家庭，家长对她(跳楼女孩)有暴力倾向，家中甚至常备一根作为惩戒器具的“棍子”，这个女生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挨打……

　　第二个涌出脑海的念头不是“责任究竟在谁?”

　　对于一个已经烟消云散的生命而言，这些争论显然毫无意义，做什么样的分析与思考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可如果我能与那个世界的你通灵，我仍然想问一句：“孩子，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了吗?”

　　不管学校老师因为什么原因让学生写检讨，也不管这个女生家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庭让孩子怕到一定要选择死亡来逃避所谓可能的“惩罚”。在生命已经不在的当下，当人们还在继续争论谁对谁错时，我却只能看见身边的其他孩子，因为他们的鲜活，他们的健康才是这件事应该带给我们的血淋淋的警醒。

　　为什么“越来越好”的今天总能听到这样的噩耗，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有人说孩子学业重，升学压力大，都是学校以及应试教育给逼得。那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今天将近四十年的高考岁月中哪一年学生的压力真的比今天孩子的压力低过?那些几代人都面朝黄土背向青天的乡下孩子求学谋出路的压力何时比我们城市里孩子的压力低过?全国大中小学那么多，每年都有中高考，如果学校和考试就能把人逼上绝路，那这些家长都疯了吗，他们凭什么拼命地把孩子送进学校来摧残自己的骨肉?

　　有人说这起恶性事件中家庭尤其是那喜欢“棍棒教育”的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真的只是这样吗?

　　诚然，我也不提倡父母使用“棍棒教育”。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不仅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大批拥趸，支持这一教育方式的人大多也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出高徒，出人才，出未来。我的父母虽然不知道“拥趸”这个词汇的含义，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棍棒教育”的拥趸。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还只是个小学生。一天放学归来后因为天气太冷，就第一时间用水杯去倒开水暖手。那时的生活条件很低，还没有今天的塑料或者铁质的保温杯，透明的玻璃杯几乎没有任何阻隔地就把开水的滚烫通过薄薄的杯壁传导到裸露的手上，于是在慌乱的甩手中不小心把整个热水瓶扔在地上摔碎了。装满开水的暖水瓶“嘭”的一生闷响，开水与银色的内胆玻璃片四溅，那一瞬间我几乎吓哭了，但极度恐惧的却并不是是否被开水烫伤或者被玻璃割伤而是我该如何向母亲“交待”。那样的年代，生活无疑是清贫的，平时几毛钱的一个杯子、一只碗碟被不小心打碎都可能招致一顿打更不必说一只好几块钱的暖水瓶。毫无头绪的慌乱中我迅速找来扫帚、拖把把水迹和玻璃残片收拾干净，然后用大蒲扇使劲地扇地面企图把地面还原成水瓶没摔碎前的模样，最后一不做二不休把剩下的暖水瓶的塑料外壳装上一块砖头沉到了屋后的池塘里。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的我在母亲回到家责问我为什么少了一只暖水瓶时一口咬定：“我刚放学，我也不知道。”但也许是说谎后的不自然还是让母亲发现了其中的蹊跷，她如同神探一般在地上、扫帚上、拖把上都发现了细细的玻璃碎渣，断定一定是我干的，便当即罚我跪下，用鸡毛掸子逼问我事实的真相。但可能是恐惧带来的“勇气”还是让我“坚定”地回答：“我不知道，不是我干的!”于是鸡毛掸子细而硬的木柄便如暴风骤雨般落在我单薄的身体上。落在背部因为冬天穿的很厚也倒无所谓，但是落在跪在地上的腿上以及裸露在外的手、头上之时便火辣辣的疼，我不记得那天母亲究竟打了我多久，抽了我多少下，但我觉得就算是她打我都应该打得累了。

　　最后终于熬不过皮肉之苦，我承认了一切所为。母亲仍是怒不可遏，怒斥我的“罪行”一、欺骗;二、有错不认;三、浪费，不知体恤家庭的辛苦(母亲责备我不该把塑料暖水瓶壳也扔了，换个内胆也不过一两块钱，但是重新买个水瓶可能需要花费七八块钱)。最后，坐在一旁的母亲仍不能熄灭她的怒火，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她居然直接就把我拎到屋后的水塘边让我把扔掉的水瓶壳捞出来。我已经不记得那时的具体感受了，但我深刻地记着当我脱掉长裤，把瑟瑟发抖的小脚伸入池塘的一瞬间，那种直刺到骨髓里的寒让我立刻再次哭出声来，母亲依然不为所动，坚持让我把水瓶壳捞起来。上天眷顾，水瓶壳因为被砖头坠着几乎没有移动过落水的位置，最终被我用几乎失去知觉的小脚把它勾了上来……

　　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人生课堂，我的母亲，今天我也深深爱着的母亲几乎用一种非人道的“虐待”的方式完成了对我的诚信教育。事实上不但今天我没有怪她，即便当时的情景下我也没有恨过她，她说的每一条错，确实都是我自己犯的，虽然母亲的惩罚过于严苛，但小时候的我知道自己理亏，成人的我知道这对我人生而言到底有多么重要。

　　中间还有一个细节印象也无比深刻，从池塘爬上来后，双腿乌紫，母亲烧了热水亲自给我洗了脚，泡了腿。晚饭时，吃面，我的碗底埋了一个荷包蛋，当我用筷子把它从碗底挑出来时，我眼眶滚烫，鼻子很酸，一口咬在荷包蛋滑嫩的蛋白时，再也憋不住地流下眼泪来，一滴一滴落在面碗里，我忍着喉咙里的滚动的呜咽声，把头几乎要埋进碗里……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场景，没有怨也不是恨，那种感受五味杂陈，味如人生。

　　在后来所有记忆中，成长永远都绕不开“棍棒”，父亲主要在学习上管教，母亲则更多的在生活上管教，有时也会被“混合双打”，比如为了让期末考试成绩蒙混过关，把数学成绩“75”改成了“95”，而这就涉及到学习及个人品格的双重领域了。记忆中的“刑具”说出来也一定会让你们胆战心惊，除父母本身的拳脚之外，基本上手边有什么就会使用什么，于是乎扁担、皮带、筷子、棒槌(洗衣用)、火钳、刀背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日常生活工具。而最让我恐惧的器具其实是春天屋后池塘边新发的嫩柳枝，抽在换上单薄春装的皮肉上，一鞭就是一道青紫的血迹。诗人眼中她婀娜多姿，美不胜收，在我的记忆中很多年里我都想一刀一刀砍了它们，然后把它们连根从池塘边起开。

　　听了我“悲惨”的童年，不知道诸位读者怎么去看，一定也是争论不休。我也不想去评价我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否恰当，但客观事实是，在我童年生活的广大农村，几乎每个孩子都会接受这样确实略显残酷的教育，而更讽刺的是我们这样成长的孩子后来进入社会也确实经得住“磨”，仿佛心性也连同皮肉被鞭挞得粗壮而结实。

　　如果“棍棒教育”可能也不是一个让孩子脆弱不堪的原因，那我们今天的孩子们究竟为什么会那么脆弱呢?脆弱的连一份“检讨书”都可能要了一个孩子的命呢?

　　我认为，风雨如果摧折不了枝干，那么只能是埋葬在深处的根了——爱。

　　“爱”是会让我们孩子变得脆弱不堪的主要原因。听上去有点危言耸听，但如果人们不断列举温室里花朵经不起风雨来形容营养过剩的优越环境对植物的无形摧残，那凭什么不能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全都是种在温室里的鲜花呢?如今父母这一辈从不远的饥荒年代走出，苦怕了，于是“我们”特别爱我们的孩子，也特别擅长用自己“人生经验”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我们总是习惯把所谓“最好的”尽一切力量给我们的孩子，不管这种“给予”孩子认不认同也不管孩子能否接受。似乎面对孩子们的时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有一块“免死金牌”叫“我是为你好。”我相信一句“我是为你好”不仅仅是口头禅而已，他更落实在父母对孩子所有的关怀之中，我们太自信也太习惯于为孩子安排好一切了，甚至连坏天气我们都能安排孩子在不觉中避过。

　　我知道那个跳楼的女生在接到要写检讨的任务时一定忧惧万分，害怕家人的眼光，更害怕家庭的“惩罚”。可是她不知道，其实人生里写一份检讨书是很正常的，她也不知道避免被父母打一顿还有比跳楼更好的解决办法，她更不知道上天赐予她一次宝贵的生命从来就不是为了一切言听计从，一切为了别人而活。她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不知道。可为什么这些她都不知道呢?

　　答案是——因为她不需要知道。她只需要“听话”就可以了，学校、家庭、社会都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一切，而且一切的安排都那么“合理”“正确”，毕竟无论是学校和家庭，我们都是“为她好”。

　　我们都知道摧毁一种学说或思想除了棒杀，还有更为严重的捧伤，这种伤害是慢性的，它会从根部慢慢腐蚀精神层面的力量，在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这个道理同样适用。我们总是以爱之名把我们的孩子高高捧在手心上，当他们离开我们双手时却发现我们为他们营造的美好、舒适、安逸的生活原来和外面的广阔天地不一样，无所适从中的迷茫造就了现代城市少年里的一幕幕悲剧，作为一个教育人，想来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