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刘铭传

　　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生于安徽合肥西乡大潜山下之蟠龙墩，祖上世代以农为业，在兄弟中最小，排行老六。刘铭传幼年曾染天花，脸上留有“陷斑”，同乡人叫他“六麻子”或“幺麻子”。他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刘惠人称“刘老好”。有一次，有个偷伐刘家树木的贼被捉住，刘惠为了息事宁人，一边设宴款待捉贼者，一边偷偷放走了伐木贼。刘铭传的性格里却似乎没有多少父母的基因。据说他二目如电，说话嗓门很大，同年龄的伙伴都怕他。后来上了私塾，他也没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样好好读书，而是喜欢本身身为一方“主帅”，带领一群小伙伴玩开仗的游戏。他不屑以农耕为业，更不想通过科举荣身，对“四书”、“五经”没有兴趣，而喜欢研读兵书、战阵、五行杂书，传说他曾经登大潜山仰天叹曰：“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

　　刘铭传11岁那年，父亲去世，不久两个哥哥也相继去世。这样，老母亲更难以约束刘铭传，他偷偷参加了贩卖私盐的团伙，后来索性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一次，本地一个地霸大声呵斥刘家人供给不及时，然后扬长而去。刘铭传听说后非常生气，对他的几位兄长说：“大丈夫当自立，安能耐此辱哉?”说罢就徒手追赶地霸，追上后拦在马前，要求与他决战。地霸听后狂笑道：“你这小孩子敢跟我过不去?我给你一把刀，你有本事把我杀死，你就是好汉!”刘铭传听后大喜，从地霸手里接过刀，猝不及防地将他杀死，然后骑上地霸的马，按住马头，大声叫道：“这个地霸侮辱乡亲，我杀了他，愿意听从我的，我们一起守卫乡里。”围观的几百名穷苦青年当即暗示愿意听他的号令。而刘母周氏据说“吓破了胆”，惊吓而亡。后来刘铭传显贵时，每逢母亲生日和忌日都“涕泣悲怨不已”。1872年2月，刘铭传顶着一等男爵的头衔衣锦还乡，回到老家养病。谁知不久，驻扎在陕西的“铭军”突然哗变，几天内溃散殆尽。清廷拟予将刘铭传革职查办处分。刘铭传四下活动，求得开复，却从此被解除兵柄，闲居了13年。

　　刘铭传虽然远离清朝军事政治权力中心，但对祖国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甚感不安。他买了许多西方书籍和报刊的中译本仔细阅读，还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间，结交洋务派人士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陈宝琛、徐润、薛福成等人，思虑中国富强之道。他拍案惊呼：“中国不变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刘壮肃公奏议》卷首)这种直率深邃的见解在当时是不多的。

　　1880年，清廷以沙俄攻克伊犁，并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便召刘铭传入京征询对策，并准备须要时派他统兵作战。刘铭传借这个机会，呈上思虑已久的《筹造铁路自强折》。他认为：铁路不仅利于漕务、赈务、商务诸业，而且可以迅速提高清军的机动能力，使18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可惜这一建议未被清廷采纳，刘铭传不得施展理想，依旧返归故里“疗疾”。

　　心平气和的刘铭传

　　清廷派驻台湾的总督刘铭传，是建设台湾的大功臣，台湾的第一条铁路便是他督促修的。

　　刘铭传的被任用，有一则发人深省的小故事：当李鸿章将刘铭传推荐给曾国藩时，还一起推荐了另外两个书生。曾国藩为了测验他们三人中，谁的品格最好，便故意约他们在某个时间到曾府去面谈。可是到了约定的时刻，曾国藩却故意不出面，让他们在客厅中等候，暗中却仔细观察他们的态度。只见其他两位都显得很不耐烦似的，不停地抱怨;只有刘铭传一个人安安静静、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后来曾国藩考问他们客厅中的字画，只有刘铭传一人答得出来。

　　结果刘铭传被推荐为台湾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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