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耀恺

　　十年前，我在郑州一家房地产公司当顾问，老板姓杜，巩县(现为巩义市)人，杜甫后裔。之前，著名诗人徐敬亚曾任这家公司的副总，徐先生拨冗为杜总重修家谱，意在提高公司的软实力吧。没多久，我就回到合肥，在家当研究孙(含饴弄孙也)，偶或砚田笔耕，浪得些许浮名，先后就有数位朋友过来，约我为他们的家族修谱效力，不外是对对新修族谱中的文字，做些修润补订之事。盛情难却。就这样十年之间，断断续续参与过淮南张氏、固始陈氏、宁波胡氏诸姓的修谱盛事——反正我习惯于在文字里讨生活，修润补订之余，自己也增长不少见识。

　　经过三十年的持续发展，有人腰缠万贯，便立下回报桑梓之志，有人官运亨通，心生衣锦还乡之念——仔细想来，这也是人之常情。若要回报桑梓，若要衣锦还乡，首选莫如续修家谱重建祠堂。建祠堂不同于招商引资，没有五六百万元做铺底，一般不敢贸然行事，修家谱则只消三两支老式笔杆子，耗费一两年的时光，便可大功告成，所以修家谱这事儿，理所当然地掀起一股热潮，成为一种时尚。

　　我的家族属新安江水系程氏家族中的一支，五百多年前，一世祖慕贞公由徽州迁至合肥西乡大潜山麓定居，因为来自新安江畔，后代即以“新安堂”为堂号。慕贞公一传而有碧清公，再传而有元初公，公生六子。我本人是四房秉行公之后，在家族中位列第二十三代。六公以下，迄于今，人口已逾万众，族人集中分布于六安、舒城、肥西三地交汇地带。“新安堂”族谱共历六修，六修完成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出生于1942年的我，有幸赶上当年的末班车，而年在七十以下的族人，尽皆成为谱外之子孙，故此，重修家谱可谓刻不容缓。

　　终于接到《新安堂七修宗谱致宗亲书》，领衔的联系人是程志和。志和老人与我是小学同窗，长我两岁，却高我四辈，儿时我喊他小太爷，半个世纪没见过面，现在当称他为老太爷了。收信翌日，即与志和太爷取得联系，也捐了些钱，微不足道，聊表心意而已。

　　据志和太爷介绍：七修动议于2012年5月，初始有五位发起人，遂演变现在的“筹委会”，其中两位是在职官员，在号召力上独具优势，自己只做些调查、登记的琐事。此番话入耳，我的心里不免泛起疑云，志和太爷当过六安县某局的领导，之后一直担任县印刷厂的厂长、书记，人缘好，能力棒，宽仁大度，实属德高望重，怎么位居末座?于是，我跟太爷说出自己的看法：总领修谱事宜，原本非“长老”莫属，长者，辈份高也;老者，年龄大也。太爷听后淡然一哂：时代不同了，老事新办。我们尽力就是了。

　　真的是时代不同了。家父生前对我说过，当年五修、六修，都是四大伯程华锋一人操觚(六修时有位国军少校辅助)，四伯是清末秀才，乡绅，家境殷实，兼有组织能力与文字功力，修谱固然费时费力，于他，却是举重若轻。到了现如今，虽说族人中教授、博士、高工、中学校长，不乏其人，然而，一则分散各地，一则鲜有胜任领军者，以至操心出力之事，始终不脱六安城中那几位发起人。好在当今交通条件，早已大大优于旧时，更有现代通讯工具聊可借助，远在千里之外，个人资料只消一则邮件，庶几一览无余。

　　六安城中那几位发起人，三人公务繁忙，一人是小业主，不能顾此失彼，唯有志和太爷退休清闲，重担自然而然落到他的肩上。面对千头万绪，太爷首先将《纪年对照表》《出生时间对照表》《世系辈份对照表》以及《入谱族人登记表》设计妥当，带着这些表格，踏上他的家族之旅，逐村逐户核对登记。开初还有人陪同他操作，后来就一波三折，只好独往独来了。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他的背影略显孤单，而脸上的笑容始终不减。有时候，太爷实在忙不过来，便抓我壮丁，命我过去打打杂，在文字里计生活，我自然乐而为之。

　　程氏“新安堂”七修宗谱，于今年二月上旬修讫，凡二十四卷，共印六十部，耗资十二万，皆家族中成功人士慷慨解囊。

　　一个家族，千百年绵绵瓜瓞，希望通过续修宗谱，理顺血缘，凝聚人心，隆吾门望，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从这个角度上讲，修谱这事儿，无疑是善举。然而，具体到一部续修的家谱，能否做到无愧于先祖、不负于后辈，能否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怕是不好妄下断语。好在这次修谱，我记住志和太爷的一句话：“我们尽力就是了。”此话虽平淡，一个人的高情远致，尽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