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向东 翁飞

　　翁同龢绘像

　　翁同龢绘像

　　翁同龢 光绪乙酉(1885年)作

　　仿沈周山水长题 立

　　两代帝师翁同龢

　　位于六安市裕安区分路口镇重新修建的翁氏宗祠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松禅，晚号瓶庵居士。大学士翁心存之子，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一个官僚家庭。原籍常熟城(翁家巷)，祖籍六安武陟山(翁家巷)。咸丰六年(1856)殿试一甲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先后为同治、光绪帝师，“得遇事进言”，光绪“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戊戌变法起，为保守派攻讦，罢官归里，卒后追谥文恭。

　　在朝四十余年，清廉一生，他力主变法维新，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在中法和甲午战争中为主战派。他力主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其传承家风美德，惠及子孙。

　　传承家风美德

　　从翁同龢祖父起，就养成了翁氏良好的家风美德。翁同龢祖父翁咸封，自幼家贫，节衣缩食，刻苦读书，钻研经训，后得乾隆举人，官至海州(今连云港市)学正，是一个笃行好学、清廉正直的官吏。在任五年，创办书院，篡辑州志。曾五次奉檄赈灾;几度乘舟破浪，出入灾区，抢救灾民，前后救活灾民数十万人。他死后，江苏巡抚林则徐会同两江总督淘澍曾三次入奏，请入祀名宦祠，诏如所请，翁同龢虽未见过祖父，但对他的操守风仪深怀敬仰。

　　翁同龢父亲翁心存，曾任礼、户、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惇郡王、惠郡王、钟郡王。晚年奉命在弘德殿行走，任同治帝的授读师傅，死后谥“文端”，是道、咸两朝的重臣。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自幼通读诗易、五经大义，尤好观史。出嫁前为家庭教师，结婚后，全部家务和子女教育由她一人承担。当时家中五个子女仅有薄田数亩，收入不足全家开销，许氏除了靠刺绣、制絮帽换钱籴米外，还常常利用晚间为当地藏书家张月霄的“爰日精庐”抄书影写，借以维持一家生活。

　　翁心存故居书斋房还留下“知止斋”三个大字。翁心存有“二梳故里”诗：“禄厚贵知足，位高贵知止”，揭示了“知止斋”的寓意。“知足始能无贪念，克己方可真廉洁”。翁家秉持中国传统文化，“知止斋”另有深意，斋名取《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翁心存及其家族人员用儒家思想齐家，为人子止于孝，为人弟止于悌，为人夫止于义，为人父止于慈。正是这样的修养，才使翁家家族“忠孝节勤”的家风、作风能落到实处，代代相传。

　　翁心存还在家训中写道：“居乡则为端人正士，出仕则为良吏忠臣”。

　　翁同龢祖父、父亲留下的家风美德，严格的家教家训，对他成长和仕途、为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陕西学正

　　按照清代科举考试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师)举行一次考试。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宦生、共生，经科考录取，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乡试。考期在旧历八月，试分三场，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乡试正副考官由皇帝任命。1858年是乡试之年，翁同龢被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为翰林编修潘祖荫。1858年9月30日考试结束。10月底他接到圣旨，被任命为陕西学正。1862年又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此后他屡栖文衡，多次充任乡会试的正副考官，门生故旧遍布朝野。

　　两朝帝师

　　1865年12月1日(同治三年四月十四日)，谕旨翁同龢为同治皇帝师傅，直至同治去世。

　　1875年12月28日懿旨翁同龢为光绪帝的师傅。

　　在为两帝授课中，他注重立德树贤，如在给同治帝授《帝鉴图说》中进讲唐宪宗拒收贡品一节，同治帝听后大为感慨地说：“贡品皆取之于民，吾亲政后，当效法宪宗，不受贡物。”翁同龢听后连连夸奖皇帝讲得好，并说：“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也。”

　　1876年3月16日，在给光绪皇帝授课时，翁同龢先写好“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大字，然后握着光绪帝的小手用毛笔在红纸上重写一遍。又一次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进讲《新疆故实》，当时的大臣中发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和”与“战”之争，谈了个人的看法后，光绪帝听了说：“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怎么可以随便丢掉送人呢?不能言和。”

　　1883年7月西太后面谕翁同龢：以后书房交由你来主持，从1876年至1897年2月书房撤销前，他负责书房事务长达二十多年。

　　人臣高贵，无如帝师，而能造就一位贤君圣主，更是千古不磨的大业。这是翁同龢一生的荣耀。

　　刑部尚书

　　刑部是清朝最高的司法机构，直属皇帝统辖。翁同龢在中状元前，曾两次朝考第一，又两与廷试均名列第一，遂七品小京官，分任刑部后补主事，在刑部当差七年，虽然官微，只办文案，但使他懂得不少法律知识，对刑部内部并不陌生。

　　1875年同治去世至1876年任光绪帝师傅期间，翁同龢曾一度代理刑部右侍郎。一上任他花了十多天时间，调阅了秋审处的“秋审不符册十二本”堂议秋审不符册十九本。他在复审这些案犯材料时，发现不少错案。最突出的为当时轰动全国的，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的平反昭雪。杨乃武与小白菜是晚清四大冤案之首。翁同龢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他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联名控诉，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宦，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经过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取证，坚持按律定罪原则，力主平反，直至西太后下令“开棺验尸”，最终查清小白菜亲夫葛品连为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久拖三年，经省、府、县三级七审七绝(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的冤案得以平反。此案可谓晚清中狱讼、法制体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职守，为民平冤的职业精神，值得后世借鉴和发扬。

　　1879年2月，翁同龢又奉命到刑部任尚书。上任后，他整治吏治，坚决纠偏改错，在承审的福建一个盗案中，主审受贿将从犯当做主犯拟斩首，查明后，他立即革斩纠参。最突出的是安徽怀远县“聚众抗粮杀官”一案，他认真查阅了全部案卷，力主对主犯以不杀的观点，最终得到西太后和多数王公大臣的赞赏，将主犯改为斩监侯。

　　翁同龢从刑部当差办文案起，到代理右侍郎，直至刑部尚书，三进刑部，革故鼎新，提高狱吏看管责任心，杜绝滥用刑，改善犯人生活，防止犯人逃脱;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坚持无罪推定，按律定罪的原则，纠错平反冤假错案。他这种忠于法律，恪守职业道德，公正严明司法和做人做官的高尚品德，永远让后人称赞。

　　两任军机大臣

　　1882年12月14日，廷命翁同龢为军机大臣。一上任他就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一是审理云南报销案。他以引用西汉法官张释之为汉文帝执法把关的两个故事来说明“法不阿贵”，“贵贱同法”的执法道理来说服持有不同政见者。最终于1883年10月西太后降旨，就案中人犯分别给了不同程度的处分，长达三年的云南报销案有此了结。二是参与了当时清政府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的交涉。1883年8月，法海军舰向驻守在河内附近的黑旗军发起猛烈进攻，并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频繁的军事挑衅活动，边境形势日益紧张。西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们询问对策，翁同龢说：现在法国刚通过增加新的军事拨款，增派部队来华，中法交战是意料中的事。我国海岸线由南至北，不下数千里，敌人处处可以登陆上岸，应饬令沿海各省督抚、将军强固疆防，克修战备，做好开战准备。西太后接受了翁同龢的意见。

　　1894年7月日本出兵朝鲜，7月翁同龢再参军机，在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主持，召开的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会议上，翁同龢指出：日本如此猖狂藐视中国，若不予以痛击，今后患无穷。会议第二天光绪皇帝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增派援军入朝表明主战立场。9月平壤失守，光绪皇帝下令成立巡防处，督办军务处。任命翁同龢、李鸿藻为军机大臣和督办军务会办大臣。从此，翁同龢位列枢桓、权参机要，地位增高。抗战积极性更高，主战活动更加活跃。1895年2月日本悍然向台湾、澎湖列岛发起进攻。在当时军机会上，有人主张舍南救北，翁同龢说：不可，辽东要保，台湾也要保，弃守台湾，南疆危急，此后将无太平之日，要求增兵台湾。1885年4月3日李鸿章将马关和约内容电达朝廷。翁同龢看到后，当场“头晕目眩”、“声泪俱下”。两任军机大臣，受命于危难之中，他爱国主战，力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这种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总理衙门大臣

　　甲午战后，由于对外交涉频繁和筹措对日赔款很费周折，1895年8月，翁同龢又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一上任，就参加了对英、法、德、俄等国的交涉。在交涉中为挽回国权作了必要的努力。8月翁同龢奉旨直接参加对英交涉。对于英无理要求，他当着英国公使面，揭露了数十年来帝国主义各国利用传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对于四川总督的处分，英要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翁同龢严厉地说：“权自我操，不容英国干预。”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各国瓜分中国之祸，1898年3月28日，翁同龢条陈主张将全国向世界开放;先许各国屯船住所，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务使各国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并保东方大局，庶几开心见诚。此外，他还参与了清政府有关“新政”。当年4月28日，翁同龢电告盛宣怀，银行可速即开办，并表示竭力支持到底，并表示户部拨存部款一百万两存入通商银行，存放六年为限。5月27日，中国第一家资本主义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任中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反对外来干涉内政，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值得后人称赞。

　　户部尚书

　　1886年1月3日，翁同龢奉命由工部尚书调到户部尚书至1897年。户部是六部中责任最大的一个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银粮出没之所，经理一切大小开支。在任十多年，他恪尽职守，勤、慎、清、诚。积极完成谕旨交办的“制钱”、筹备光绪帝大婚，“郑工筹款”，黄河缺口修筑，赈灾等筹措资金的任务。尤其是兑付《马关条约》赔偿日本两亿两资金中，努力与国外有关国家协借资金、清偿债务。他这种为国分忧，为民解愁，勤俭办事，清白做人的精神是后人值得学习的。

　　支持戊戌变法

　　翁同龢一方面鼓励循导光绪帝倾向变法，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积极维新变法活动。在他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于1895年8月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维新变法时期的第一个学会组织——强学会。在翁同龢主导影响下，曾拜把兄弟、权贵显要的孙家鼐等也都纷纷列名与会。经翁同龢批准，户部每年拨给强学会一笔款子，作为该会活动经费。因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一度西太后下令光绪帝下诏封闭，后应维新派要求，翁同龢又建议改名为官书局，得到光绪皇帝同意，继续作为宣传维新变法机构。1898年5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帝第三次建书，献上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大救国方策，作为六品官的主事不能面见皇帝，每次上书都是经过翁同龢传递给光绪帝，在变法开始前，翁同龢实际上已成为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据翁同龢得意门生张骞在日记中记载，在光绪帝正式宣布变法前一天晚上，他在翁宅亲见“翁尚书所拟变法谕旨”。由此可见，翁同龢一直是参与维新变法的领导工作。1904年康有为在国外得知翁同龢不幸病逝的消息后，非常难过，并作哀辞十四章，词中对翁同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称颂翁同龢“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1918年春，康有为还特地偕陈散原(立三)、王病山等人从上海专程前往常熟虞山祭扫翁同龢墓，并将墓碑改换成金字碑文，以示对翁同龢的无限敬仰。

　　翁同龢作为封建王朝的帝师、重臣，深知国家兴亡与自身的利益关系。甲午战败后，清朝元气大伤，要振兴，唯一出路在变革维新。因此，他忠君爱国，力持光绪帝变革维新，积极举荐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被誉为“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开缺回籍后的生活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诏，宣布国是，实行变法。诏书是翁同龢花了几个晚上前后数易其稿而成。6月12日，西太后遂任命荣禄以兵部尚书兼管户部，削去翁同龢户部尚书的权力。6月15日，这天刚好是翁同龢的生日，西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令撤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开缺回籍”。1898年7月6日翁同龢回到了故乡常熟。却无房可居，无地可耕，于是只得租赁城中塔前街张姓的半开三间，从城中当铺租借了一套日用什物，暂时居住下来。9月29日他又听到光绪帝被囚，“六君子”被杀，新政被推翻的消息，“心悸头眩，几至投地”。

　　西太后对于翁同龢的痛恨，并不亚于对康、梁。因此，尽管翁被逐回乡，但在清洗维新派的活动中，仍不放过翁同龢。12月4日，西太后遂下了一道谕旨，内容中提到“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由此可见，翁同龢在近半年时间两次受处。后来，他移居鹑鸽峰下，“瓶隐庐”过着如囚拘生活。1904年6月，西太后迫于社会压力，于是月21日宣布解除党禁，凡戊戌案革职人员皆开复原官，监禁交地方官管束者概行释放，着该部该省查奏。

　　虽然翁同龢的生命已近终点，但这个消息对他仍是一个极大安慰，欣喜之余，他还抱着病体，硬撑着泛舟游了苏州、杭州和萧山。6月28日早晨，他在院内伏地面北叩首拜谢谕旨时，一跪昏倒在地，从此卧床不起，直至逝世，享年74岁。后由宣统帝补赐了“文恭”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