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益萍

　　行走在山西最西、最北的地段，我们经由大同来到右玉的杀虎口。黄土飞腾的高点显得极其萧条，大约是目前尚非旅游的景点，少有人迹;但在历史的轴线上却有不可抹灭的意义。

　　早在唐朝之时，这里已是中原防卫的关口，当时被称为白狼关;到了宋朝改称为牙狼关，而明朝为了抵御蒙古瓦刺不时挑衅，南侵国境，便屡屡派兵经由此关口出征。据说就因为连年征战之故，明军将领为了激励士气，更或许是仇视外敌的缘故，这个关口在当时被称为“杀胡口”。据文献记载：“杀虎口关城是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夯土所筑。”

　　杀虎口和所在地的右玉城，历来都是军事防御的要塞，可以见及多个朝代里不歇的烽烟战火，尤其在明朝正统至嘉靖年间，蒙古军队多次攻下杀虎口，关内及周遭百姓饱受一而再的战火蹂躏，生死悬于一线，真是苦不堪言。到了明朝隆庆五年，情况有了转变，因为蒙汉二地建立了“互市”，干戈化为玉帛，蒙汉互利的贸易改变了长年仇视敌对的历史。

　　至于杀虎的关名也有一说。当满清帝制完结，国民政府成立，但经历多年外敌战乱之后，国内犹是一片纷杂，百废待举。公元1925年，军阀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进驻了“杀胡口”。冯麾下十三太保之一的韩多峰就在那一年受冯玉祥任命为杀胡关的镇守使。韩多峰接掌守关大任之后，为了缓和不同民族间既存的矛盾冲突，弭平民族仇恨，更想要推动中原与塞外蒙族间进一步的贸易交往，于是将具有仇视及歧视的“杀胡关”之名，改用清朝民间的俗称，并具有怀柔意涵的“杀虎关”。虽是一字之别，却可见差别大矣。

　　我站在街头回望这片略显肃杀的土地，时空交织，情绪纠结地缅怀既往。这个山西边境的杀虎口，地处晋蒙交界之处，行政管理上隶属于朔州市的右玉县。清《朔平府志》有云：“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两侧有对峙的高山，东边是塘子山，西边有大堡山，又北倚古长城，西临苍头河，一大片开阔的苍头河谷地就在众山之间形成了。这般地势当然为历来各朝各代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条3300米长的狭长走廊，是浑然天成的要隘关口，地形十分险峻。杀虎口这个闻名遐迩的历史雄关，也就延续了两千多年金戈铁马的历史。

　　今朝我们放眼所见，眼前除了在旧关石垛上重建的城关，就是税务关卡的体制与税管机关了。大大的税务局招牌非常突出，不能不认知我们真是到了关卡地带了，由此出城一步就是他乡。追溯历史记载，杀虎口一直是历史上的重要税卡，由于这是中原与蒙古、新疆、俄国多边贸易的必经之路，自然成了历代税制上重要的据点。据考证得知，清朝极盛时期，此地的关税被形容为日进斗金;可以清朝末年验证关税得见，当时年税就得十三万两之多。

　　走上斜坡的砖土墙，我终于站在雁北地区杀虎口的长城城关上了。眼前多少黄土，多少历史沉寂中的金戈铁马!高处冷冽的风中，我细数着明朝残存的旧城砖。细看着沉落几尺、屡经黄土堆积的明时关口遗迹，岁月毫不留情地呈现着沙尘暴肆虐后的改变。我们在夕照中缓缓走在风沙犹烈的城头，不用远眺，就可见到内蒙的青绿近在眼前，只要跨出一步，就可亲炙辽阔的绿色草原。想着塞外的风霜，想着多少涂炭的民族恩怨，想着多少回不去的春闺梦里人，登高之际不禁为苦难的历史泫然。

　　追忆与开拓之间，杀虎口纵然将当年的繁华落尽，今日毕竟又寻得了西口文化再次更新的新出路，继续演绎着这座边疆关口的生命次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