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迎新

　　那时，我还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虽然刚刚成为一名下岗工人，靠四处打工求取生存，但埋头文学创作的激情丝毫未减。一个偶尔的机会，我看到当地报纸上报道说，安徽舒城籍台湾著名诗人钟鼎文回乡的消息，一时间非常振奋。

　　因为喜欢文学，又在文化氛围稀薄的皖西一隅，最渴盼和最敏感的，莫过于对此类信息的捕捉。早就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舒城古有文翁、周瑜、李公麟，当代则只有钟鼎文、艾煊等屈指可数的文化人物了，却遥遥不可触及。立即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可否有个求教的机会?

　　我特意关注了一下报道的作者，叫李景涵，我猜测，他应该就是舒城人，而且可能就在政府部门工作。通过各种关系终于了解到，李是县委统战部的副部长，是钟老回乡之行的接待人员之一，也是个喜欢写作的人，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带上刊登有我作品的几份报刊直接到统战部，相谈之下，李部长说到县内书法家王芳定也是通过他与钟老有了通信联系，而王芳定恰恰是我的朋友。鉴于我对文学的挚爱，热心厚道的李部长爽快地给了钟鼎文台湾的通信地址，同时提醒，钟老已经近九十高龄，未必会回复。

　　我斟酌再三，不抱什么希望地，寄出了写给钟老的信。没想到的是，时隔不久，我收到回信了，繁体字，严谨漂亮的传统竖排格式，字体苍劲有力，而且还是毛笔书写。与信同时的，还有钟老尚在民国期间出版的诗集，太弥足珍贵了。一时间的激动，无法言表。

　　要知道，钟老与我，一个几乎处于文学的塔尖位置，一个则处于塔底，实在太遥远的距离。有百度百科为例：

　　“钟鼎文，原名钟庆衍，号国藩，笔名番草，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与覃子豪、纪弦并称台湾现代‘诗坛三老’。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联合报》、《自立晚报》主笔，世界诗人大会荣誉会长，曾任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台北市民营报业联谊会秘书长。曾获中山文艺奖，国际桂冠诗人奖，第三届世界诗人大会杰出诗人奖，第五、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奖，第一届诗歌艺术贡献奖。获荣誉奖及荣誉学位30种以上，其传记刊于英、美之世界名人录。著有诗集《三年》、《行吟者》、《山河诗抄》、《白色的花束》、《雨季》;还有英文诗集《高原》，法文诗集《桥》，荷兰文诗集《桥》，德文诗画《乘云》、《人体素描》。另有《现代诗往何处去》等中英文诗论多种，其中《笑》收入朝鲜高中教科书。”

　　身为舒城人，我感到一份荣耀，更是景仰;作为文学后辈，钟老是学习的榜样，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突然之间，能有幸通过鸿雁传书，尤其是穿越海峡，与之联系和请教，实在是荣幸之至。何况，钟老已是那样的高龄。

　　考虑到钟老的年龄等因素，我没敢过多地打扰，只是视为一种精神动力，默默激励着我。但重要的年节，都能收到钟老的贺卡，古老的繁体和竖排，像一部厚重的历史书放在我的面前。依稀通过媒体了解到，钟老曾有意把自己所有的藏书捐赠给家乡，却不知何故，又说改赠给其它地方。后来便不知详情了。心里感到特别的遗憾，那将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啊，是金钱所买不到的。能首先动意捐赠给家乡，一定是浓重的家乡情结所致，是什么样的原因又导致的改变呢?实在无法想象。

　　期间听说钟老要回来，后又听说身体不好，没办法坐飞机，只得取消。因为遥远和封闭，我无法获悉关于钟老的任何消息，只是在心里虔诚地为钟老祝福，并潜意识里殷切期待着什么。

　　那是一个中秋佳节，我寄出了给钟老的祝福贺卡。好久没联系了，不知道钟老情况如何，很是惦念，又不好随意打扰。一个夜晚，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电话铃响。我接起来一听，一个我从没听闻过的语音，带着一些苍老，自我介绍说：我是钟鼎文。你的贺卡我收到了，谢谢你的祝福!然后是问我的情况，交谈很简短，明显地，能听出老人的滞重。那是我第一次接听到来自大陆之外的电话，而且是来自海峡那端的，此后每每跟人说起，都不敢相信。后来，我在跟王芳定等的交流中得知，老人已经病重，手不能动笔了。这应该就是老人通过电话回复的原因吧?这样深重的礼节，让我钦佩不已，也惭愧不已。

　　从那以后，再没有了联系。钟老曾在信中提及的文集出版后赠我的话，也一直杳杳地期盼中。但愿，但愿……直到去年问起友人，才知道老人已经溘然长逝。可家乡媒体未曾有过点滴的报道，那可是生于斯长于斯，为一方水土骄傲的人物啊。只不过在海峡的那边而已。通过百度，我才准确了解到，2012年8月12日，钟鼎文因心脏衰竭逝世于台北荣民医院，享年100岁。

　　100岁，一个圆满的数字，对于大半生远离故土的游子，他的身心圆满过吗?那孤独的诗魂又可曾圆满?

　　我能做的，只有祝愿钟老一路走好。但愿，已经身在九泉之下的老人，能够早日看到存在于他以及众多游子身上的缺憾，像他的寿岁，也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尽快圆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