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包拯在端州做官时，清正廉明，深受百姓爱戴。端州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十二块砚台，包公严厉查处地方官增加贡品数量以中饱私囊，贪污腐败的行为，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包青天”离任时，端州砚工为表达他们的敬仰，托人送来了一方用黄布裹着的端砚给他。手下人见是一方石砚，并非金银珠宝，便收下了。包公得知情况后，怒斥收受百姓财物的行为，并将端砚抛到江中。包公通过这种近似无情的做法，最终“把端州的东西还给端州人民”。

　　按说，包大人在端州为官三年，铁面无私，为百姓伸冤报仇，为人民谋福祉。一方砚台乃“办公用品”或者说“文化用品”，不过是地方“一点心意”，留作纪念，实在是小事一桩。犯得着这样的小题大做、不近人情吗?

　　汉献帝十七年，时苗以孝廉任寿春县令。时苗千里赴任，套上自家喂养的黄牛，从河北平乡，一步一步走到安徽境内寿春任所，寿春的百姓亲切地称他为“黄牛县令”。黄牛县令经常牵着自己的牛帮助农家耕地、种植，把寿春县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期间，他带来的黄牛生下了一头小牛犊。“我来时还没有这个牛犊，来寿春后，我家黄牛才生下这个小牛犊，它是吃寿春水草长大的，理应留给寿春的父老乡亲，让它给穷苦百姓出点力。”一年后，时县令因不满曹氏专权，辞官回归，他不顾百姓苦苦劝说，坚持把小牛犊留给寿春人民。

　　相对于包大人，时苗带走这头小牛犊，更是无可厚非。因为这头小牛犊是时苗家的母牛所生，应是私人财产。可是，时苗不为利益所动，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要，属于人民的东西坚决不拿。哪怕是仅有点点瓜葛，也不能因为这点点瓜葛，影响了自己的声誉与节操。

　　包拯，身居高位，一尘不染，连一块砚台都不受。时苗，身为一方县令，洁身自好，连吃他乡水草的牛犊也不带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他们都从小处着眼、小节入手，谨遵洁身自律、清廉自守的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