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效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喜读书，就得买书。汪曾祺在《读廉价书》里写道，“文章滥贱，书价腾踊。上街，总要到书店里逛逛，挟一两本回来，但我买到的都是便宜的书。”我也如此，多年养成了读书买书的习惯。随着时代的发展，书店的书也丰富多彩了，然而因经济捉襟见肘的原因，我上街上市，不逛商场，不进菜市，爱钻旧书店，喜寻旧书摊，淘一些正版旧书回家读。书旧，文字不旧，照样可以获得文化知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这个文学青年，一有空，便乘车往二十公里外的六安城跑，逛旧书店，钻旧书摊，透黄的故纸堆似“百宝箱”，有诗文歌赋，经传野史，笔记杂谈，古今传奇，民俗掌故，特产方物，卷迭浩繁，应有尽有。我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边翻边找，功夫不负有心人，每次都淘到一些正版价廉品相端庄价值颇高的书籍。淘到好书，很兴奋，也很激动。记得在黄大街榆树拐，一个门板拾凳的书摊上，我淘到—本半新的《人民文学》杂志，那里刊有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烈士陵园拱桥斜对面，楼廊下旧书地摊上，我淘到了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仅上下册，缺中册);在梅山中路右侧楼过道，一个颇大的旧书摊上，我淘到了《当代》杂志创刊号，那里载有王盛农的长篇小说《猛士》(节选稿)，道出与恩师徐航一段情：在九墩塘畔博大旧书屋，我淘到了业余创作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

　　一晃到了九十年代末，我看到《安徽工商》杂志，正中两页版面图文报道合肥花冲公园旧书跳蚤市场。刚好内弟在附近办厂，我慕名前去“寻宝”。一月一次，我一大包一大包背旧书回淠河边一小镇。通过大量阅读，我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近几年，我到了合肥，在内弟厂谋事，居住地离花冲仅两三公里远，穿马路，拐两弯，便到旧书市场了。花冲公园，有百把亩，偌大的一片地。有草坪，有天车，有池塘，有游艇，弯曲的小道两边，树木葱绿，景色怡人。星期天，公园里，人山人海，川流不息。有作家、工人、农民，还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花冲公园，可与北京的潘家园、武汉的汉正街相媲美。公园里除旧书市场外，还有花草猫狗，青瓷紫砂，笔墨纸砚，钱币邮票，票证字画，钟表首饰，什么都有，十分齐全。旧书市场，在一排排的厰棚下，大小书摊，一字排开十几家，上市书籍万余册;大路货，紧俏少，薄者两三块，厚者上十块左右，当然，稀少的好书，个别书摊要价也不低，但基本上低于“孔夫子旧书网”。

　　我淘书，花钱少，收益大，偶尔也有“捡漏”，但很少。随着时光的推移，淘书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我由淘书阅读，渐渐发展到淘书收藏的转变。公园跳蚤书市，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我淘的旧书，虽然没有孤本善本，但是中外名著、大师文集还是有的，均是初版或老版本。比如《悲惨世界》、《红与黑》、《复活》、《茶花女》、《青年近卫军》、《聊斋志异》、《红楼梦》(上十个版本)、《子夜》、《家》和《四世同堂》等正版的原再版。特别是对我国当代作品，留心收藏，从建国到“文革”，从改革开放到目前网络时代，我淘到了冯德英的《苦菜花》(插图本)、冯志的《铁道游击队》(插图本)、杨沫的《青春之歌》(初版，精装本，红壳)、浩然的《艳阳天》(三卷)、张抗抗的《分界线》、《重放的鲜花》(小说集)、《王蒙选集》(四卷)和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等：还淘有《十月》《收获》《花城》《红岩》《中篇小说选刊》，以及《读者文摘》等创刊号或复刊号。在花冲旧书市场，我捡了三次“漏”，一是低价购得贾平凹《废都》初版赠友签名本，二是买得台湾洪范书社出版的莫言的小说集《红高梁家族》，宽本繁字，装帧精美，不过内容删除了“长大后学习马列主义”一句，三是偶遇一本《清明》杂志创刊号，里面登有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十倍于原价购得，十分珍贵。据温跃渊文载，此刊仅出千册，因改电影剧本，作者向他借，本是赠予，太客气了。时年五月，《安徽商报》以“鲁彦周孙女‘触电’，与王丽萍母女档闪荧屏”为题的新闻报道，其中有一段，“鲁伊莎深情地回忆，十二岁之前，在合肥读‘长二小’，到逍遥津城隍庙，但最多的是爷爷经常带自己和表姐到花冲公园淘旧书，亲切感恍如昨日。”……

　　西汉刘勰说过，“书犹药也，可以治愚。”读书，淘书，是年过五旬的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