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新
坦诚地说，我在立意这篇粗陋的文字之始，是带着一种幽默感落笔的，因为主人公是一位特幽默的人，出乎意料的是写着写着，我流泪了，手颤了，心灵震撼了……
文革期间，老家东河口镇归六安县所辖，那时的六安县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叫“周大发站大板凳——争取主动”。很多人不认识周大发，只是通过这句流传较广的歇后语而知道有个当干部的周大发。就是在今天，在茶余饭后还时常听到这句话。殊不知，这句话的背后，却带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痕迹。今天，我们回忆起来，在感到啼笑皆非的同时，也冥冥感悟到其中的酸楚。不妨，我们就从这句歇后语说开去……
周大发，六安县施桥乡唐家畈村金斗岗村民组人，他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自小给本乡的一财主家放牛，194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部队装甲炮兵团，参加过淮海战役，渡过长江。1951年2月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斗”，后因腰部受伤复员。回乡后，一直在县乡工作，曾任过乡党委书记。
周大发是位幽默、豁达、乐观的人。他个头不高，身材瘦削而笔挺，一身洗了泛白的青色中山装穿着整齐，行为举止依旧保持着军人姿态，给人以精力充沛，乐不疲惫的印象。他没有正儿八经地念过书，是后来在部队参加文化补习班，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他聪明好学，妙语连珠，他讲笑话，就地取材，触景生情，有雅有俗，深受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唐代刘禹锡“被贬”和州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周大发与他恰恰相反，他“下放”农村是“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百姓”。他平易近人，生活简朴。自复员后，就一直没有离开皋南一带的乡村，始终与这一方百姓患难与共，认识他的人和不认识他的人，在那个年代都用过“周大发”的歇后语。就连县长开大会也常引用他的歇后语。他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就温暖到哪里，哪里的气氛就升温，哪里就有欢声笑语。他任过南片几个乡的党委书记和指导员，他从不坐办公室，他说乡政府干部就是“跑田埂干部”，不能光听汇报，要到田埂去才能掌握第一手情况，以致上级来检查工作常用大喇叭寻呼他。他一双草鞋，一顶草帽，行走在田埂上、蹲点在农民中。老百姓也不把他当“干部”，而是把他当作贴心人，当朋友，当亲人。顺河乡店繁荣村80多岁老农民陈良坤至今还记得他下队的情景，他说：周书记是“三同”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赶到哪家就在哪家随便吃一口饭，事先从不打招呼，也不准添菜。老百姓在他面前是畅所欲言，按他的说法是有话“怎快活怎讲”，他了解老百姓的难处，深谙老百姓的心声。
1959年底，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大发一家被下放到顺河店乡红岭村落户，老婆没有工作，膝下四个子女相继出生，仅靠他每月46元的工资维持生活，老婆只得开荒种地种菜，养鸡养鸭补贴家用，老婆由于劳累过度，落下了耳疾。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不向组织伸手，不埋怨，不解释，始终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乐观面对。他无暇顾及家庭，天天走村串户，指导农民发展副业，度过难关，他鼓励群众，困难是暂时的，“口袋里装锥子——迟早要出头的”，他常引用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时候，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在文革后期的一天凌晨，他小儿子出生，正好广播喇叭响了，那时开始曲是“东方红”，他随口说名字就叫“东方”吧!饱含着他对共产党、毛主席的一片深情。
文革中，他“被”走资派，时常挨斗，一天晚上挨斗刚回到家，老伴把饭盛上碗时，乡政府大喇叭响了，他对老婆说，你们吃吧，“游击队吹哨子——有情况”啦，我“要斗私批修”了，他第一个赶到批斗会现场，还受到了红卫兵的“表扬”。只见“走资派”们戴着高帽，挂着黑牌，牌子上用毛笔写着各自的名字，打着红叉叉，面前放着一条大板凳，开会时候要站在大板凳上，时间站久了稍不留神，就会从板凳上掉下来。“走资派”依次站了一大溜，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唯有周大发精神头很足，还抓住时机“秀”了一下幽默，只见他一个箭步跨上大板凳，独自站在上面。造反派头头气得把桌子一拍，喝道：我还没有宣布批斗大会开始，谁叫你上去的?!周大发低着头，一副诚恳的样子，连连答道：争取主动，争取主动……于是“周大发站大板凳——争取主动”就传开了。第二天早晨，他在早点摊吃早点，有个农民打招呼说：周书记昨晚挨斗了大半夜，一大早又在吃油条，精力真好。周书记回答说我是蜻蜓吃尾巴，哪有钱哪烧!于是“周大发吃油条——哪有钱哪烧”的歇后语又在小镇上传开了……
他在批斗会的检查里说：由于我放松了思想改造，以为自己长期做基层工作，是“老和尚念经——老一套”造成了我“六月天借扇子——不识时务”，在态度上也不够老实，是“婊子竖牌坊——假装正经”，以后一定吸取教训，为人民做事，首先要考虑人民的利益，不要做“老公公背大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保持旺盛的革命工作热情，不能“光屁股烤火——冷热不均”，否则，与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是“戴斗笠亲嘴——相差太远”，我自己清楚，我是“老母猪爬坡门槛——总有一跤跌”，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不搞死记硬背，“老鼠钻到书箱——咬文嚼字”，贵在灵活运用，学习上要坚决克服“孙子穿奶奶鞋——前紧后松”现象。主持批斗会的红卫兵受他影响，跟着也来了两句歇后语：周大发!我看你是“电话桩绑鸡毛——好大掸子”，交代问题是避重就轻，“城墙上跑马——尽绕圈子”。周大发接过话茬说我一定“竹筒倒豆子”，争取革命小将宽大处理……话未说完，下面一阵哄堂大笑。
密切联系群众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他生在皋南，自复员后再也没离开皋南，与农民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知道农民怕开会，怕听那些官话，套话，空话，他开会作报告从不用秘书写稿子，他作报告都是信手拈来，其中有不少是农民的口头禅、歇后语，也有不少是他“原创”，不乏有少量“粗”一点的，他开广播大会，老百姓端着饭碗，或树下，或田间，都要听他把话讲完，他的话老百姓听得清，印象深，记得牢。
他在春季“抓革命，促生产”广播动员大会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县里下达的春播任务是全乡一万多亩，我们不靠天，不靠地，是“寡妇做月子——自靠自”，首先，各大队干部要统一思想，按照县里部署，不能自行一套，搞“麻子照镜子——个人观点”，来代替组织观点，对少数落后的生产队要“猴子不上树——多打一锤锣”，“冷铁打钉——硬鎚”，领导干部要“打铁本身硬”，要“石板上打乌龟——敢于碰硬”，因为季节不等人，虽说是“八十岁老奶奶学劈叉——难度较大”，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就没有扑不灭的火焰山。
心宽无处不桃园，就是平时在家里，他也很风趣，他老伴一字不识，耳朵聋，知道他在抗美援朝战场腰部有伤，逢天阴就发作，加上肺气肿、胃病等毛病，见他几个月没回家，就步行几十里到乡政府去看他，带了不少小菜和鸡蛋之类，好让他补补身子，恰好那天村民家杀猪，请他去打猪晃，他老婆也随去了，席上，他对老婆说：你看，我在乡下天天都吃肉喝酒(其实他不喝酒)，生活好着呢!在一旁的办公室秘书抢答到：周书记是“光刮大风不下雨——硬吹”，我们乡政府食堂一个多月没吃肉了，在一旁的老婆听了后心疼地流了泪，他诙谐地说“我聋子老伴的耳朵好使，可不是摆设吆”。老伴破涕为笑，一下缓解了现场气氛。
有位老农问及他在文革之中怎么表现的那么坦然?他说：我是小放牛出身，共产党跑田埂干部，我的很多战友都倒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活着就是“老和尚的梳子——多余的”，我已经满足，那点小苦头我没拿它当一回事，我没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所以我乐观，我内心坦荡荡。周老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患有肺气肿、胃溃疡和腰伤等多种疾病，不幸于1989年9月29日去世，享年仅67岁。
子女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他珍藏的几件发黄的旧军装里，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他参加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的立功证书，功劳证，奖章共十余种。除此以外，别无长物。令在场的子女们十分震惊!因为这些荣誉，他在世时，从未吐露过半个字。他小儿子周东方看着这些遗物，泪如雨下，他说父亲两袖清风而去，没留一分钱存款，却给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赛过金山银山，我们兄弟姐妹要拿父亲的精神教育我们的后代，让家风代代相传。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我倏忽明白，他瘦小的身躯，包涵如此强大的内心，面对成绩和功劳，困惑和屈辱，他“飘然一笑天地宽”，因为他站立在人生的高处，视野辽阔，内心阳光，在各种环境中保持着“争取主动”的进取精神。二十多年过去了，家乡人民一直缅怀他，应谶了一句俗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