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3日7/8   
 
家乡的年

  韦国华

  一讲到年,总习惯回忆,回忆童年时过年的那些快乐。在我的童年时代,因为贫困,因为缺吃少穿,都盼望着每年能早点过年。对于我们那些乡下的孩子来说,过年,具有重大的意义: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干农活,不打猪菜,不上山砍柴,也不会挨母亲的斥责,而且,可以把破衣服藏起来,穿上母亲给我们做的新衣服、新布鞋,还可以吃糖果,吃瓜子花生,吃鸡鱼肉蛋……这些都是我们平常所不能得到的。

  小年一过了,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为过大年做准备。大人忙大人的,小孩忙小孩的,工作分工不同,目标却全是一致的。母亲是家中最忙的,她是我们家大年的总导演总指挥。母亲对哥哥说:“去叫你四伯来,把我们家的猪给牵了。”我们不提“杀”那个字,因为血腥,因为不吉利,就用牵猪的“牵”字来代替。我们乡下有很多话是有忌讳的,比如,不能说人家的小孩儿“胖”,那样会得罪人的,要说“富态”;不能说人家的老人去世是“死了”,要说“过辈了”。过年吃的猪头肉,猪头叫“元宝”,猪舌叫“赚头”;公牛要叫“牯子”,母牛要叫“莎子”……家里喂养的畜生与人不可相提并论的,约定俗成的叫法,都能体现“吉利”二字的精髓。母亲对我说:“老二去屋后的芋窖里扒些红芋,我做红芋圆子要用。再送几斤黄豆到你七娘家,给我们打一个豆腐。”妹妹们则按照母亲的吩咐,屋里屋外地打扫卫生。

  母亲要忙的事太多了。有些过年的事早在秋天时就开始准备了。我们兄妹4个,到大年三十,每人会有一双灯芯绒的黑布鞋,那是母亲每天夜里在小油灯下,一只鞋底一只鞋底地用大针和麻线一针针纳出来的,是一张鞋面一张鞋面用锥子上上的,是用木头的鞋楦子一只又一只地楦出来的。过年前,在县城上班的父亲会先回家一次,带回来一大壶菜油、一条大鲢鱼,有时还有一只羊腿。母亲开始忙碌起来。切一大盆猪肉,把那条大鱼切成一个个小方块,将我洗好的红芋蒸好。接着将那壶菜油倒进锅里烧着,把猪肉、鱼肉拌上灰面(麦面),分别装在酱色的瓦盆里,把蒸熟的红芋捏碎后也拌上少量的灰面,搓成一个个圆溜溜的芋圆子,放到撒上灰面的簸箕里。等锅里的油一开,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先把肉酥了,接着便是酥鱼、酥圆子。不仅有红芋圆子,还有豆腐圆子。那豆腐圆子是豆腐拌上灰面和姜蒜辣椒等作料,用小勺子一勺一勺挖到热油里的,所以,炸出的豆腐圆子并不像搓出来的红芋圆子那样圆溜溜的,外形总是无规则的。母亲还会将灰面、芝麻和白糖放在一块,幹成面叶子、小棋子,放到油里炸,成为我们过年时爱吃的点心。最后,母亲还要炒南瓜子、葵花子和花生。母亲在腊月里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就是想让我们全家在过大年时,能吃得好,穿得好,让全家都能在一年一度的春节过得快乐。在接近大年三十前的几天,山村里家家炊烟缭绕,到处飘着令人垂涎的各种香味。

  乡下过年,不仅是自家的事,也是我们家族和亲戚之间的事情。平时因为忙农活,也只有正月农闲时相互之间往来才会频繁和紧密一些。正月一到,父母就守在家里,等着亲友的孩子来拜年;我们兄妹也得按照父母的指令,依照一定的顺序去拜年。那时既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和微信之类当今互相问候的方式,那时是做梦也想不出来的。拜年的顺序是,先到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家,再到姥姥姥爷和舅爷舅奶家,再到姑姑、姨娘家,最后才是左邻右舍家。拜年的话,是不能胡乱说的,拜年词是有农村标准语言表达的。到了姥姥家,就说:“姥姥、姥爷,给你们拜年了!”到了大伯、大妈家,就说:“大伯、大妈,给你们拜年了!”说过这句吉祥的话,就要跪下给长辈们下跪,磕上一个头,这时长辈们会满面笑容地伸手把我们这些拜年的孩子拉起来,口中乐呵呵地说道:“乖乖,起来,起来。”接着便是朝我们的衣袋里塞上小糖、花生,家里条件好、讲究的,还会给我们一小挂鞭炮。

  到了正月,要饭的也开始活跃起来,有很多是淮河那边北方来的。为了能赢得东家的高兴,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一些用红纸印的门神,那印在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红纸上的门神,是用粗黑的线条描摹出来的,好像还戴着两边各有一根横向的细爪子的帽子,虽简单,倒也生动。每到一家,打着快板,又讲又唱,都是一些恭维、吉利的话和唱词,什么贵子状元,什么福禄寿喜,什么“财进财,进门来,搂个元宝滚下来……”元宝就是金锞子,当然让人高兴,东家接到他送的门神后,会给他一碗米,或者是一小块肉,不会让来要饭的空着手走的。要饭的走后,东家会将门神贴在自家的大门或墙上。贴上门神,说是可防邪,大鬼小鬼、大病小病、大灾小灾自然也就不会再来了。

  正月里,家族、亲戚和邻居之间,是需要相互请客的,也总是会轮流进行的,这是乡下亲朋好友之间联络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待正月前几天年拜得差不多了,各家派一个代表,往往是家里当家的父亲或大儿子,组成一个吃喝队,依次到各家吃喝。菜往往是几个热锅子,比如腊肉锅、酥肉锅、酥鱼锅、羊肉锅……再加上腊猪心、腊猪耳、腊鱼块、红芋圆子、凉拌菠菜、凉拌萝卜丝、炒花生米等小菜。酒呢,大多是当时的七毛冲子和八毛冲子,就是用山芋干或蕨根等酿造的,七、八毛钱一斤的白酒。每顿饭,必有划拳,划拳行令时必会高声大叫:“三心啦!四季来财!魁首哇!六六大顺!七巧啊!八匹骏马!”哪家都希望在自己家喝酒弄得热闹,人气大,这样就能预示着新年会兴旺发达。参加吃宴的也心领神会,性情温和、平时不大爱讲话的人,此时也帮东家爽局凑台,乘着酒兴高声大叫的。每顿饭,也必有醉。即使醉了,也不闲着。有哭,有笑,也有闹,胡说八道,也没有人在意和当真。我们生产队有位外号叫“丁神仙”的,他的一条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歪的,常常是逢酒必醉,一醉就独自一人坐到山坎上痛哭不止,一哭就是几小时,还连哭带说,把自己平常积在心里的不快和痛苦都一一给诉说出来。大家也都理解他,也不用去劝他,让他把自己心里的苦楚苦水都给道出来,不道出来,积多了就会生病的。有的喝醉后,专拣嫂子、弟媳妇开玩笑,说一些打情骂俏、村言村语的色情话。当嫂子的,当弟媳的,也不会计较,过年嘛,大家高兴嘛。大不了没有恶意的、羞赧地小骂一句:“你这个要死的。”“你这个要死鬼。”

  离开农村的年,算起来,已有30多年了。如今农村变化太大了,当年的茅草房已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栋栋漂亮的小楼房。农村吃穿已不成问题,家里有电视、手机、空调、煤气灶,甚至还有电脑和小汽车。农村有很多人在外打工,有的成了老板,大年三十前,再远也开着车子回来过年,家家有电视看。正月间也不急着出外工作,依然延续着互相拜年吃喝的传统。每年我们兄妹各家都在县城父母家过年,除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吃年饭,烤炭火,还会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爷爷奶奶等长辈会给家里、给亲戚的小孩儿每人发几百元的红包,大人小孩还会在微信里抢红包。今年我还在央视发的几千万个红包里抢到了一个,虽只有一块多钱,却有一种竞赛夺魁的感觉。正月里,亲戚朋友间还会拎着大盒小盒的白酒红酒和各种礼品相互拜年,或者干脆送给一个大红包,少的一、两百元,大的千把元。这与30年前,每个农村壮劳动力一天只有几角钱收入的情况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如今,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里,老百姓的生活比过去也不知强了好多倍,过年也不需要那么费时费力了,超市里面的年货应有尽有。住的房,穿的衣,喝的酒,坐的车,都已逐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但是,经济的进步和发达,不等于是幸福的全部,人们的交往少了,情感和友谊淡薄了,我们走过的岁月里,曾有过很多宝贵的生活情景和精神理念,我们还能在过去的年的生活里找回点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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