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忠礼

　　暮春的一天下午，我参观了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舒城县七门堰。暖暖的春风吹拂着山边的树木花草，淡淡的夕阳斜照在不同的水利设施上，清清的杭埠河水流进堰口向干渠输水，谁能想到它已稳稳当当地为下游造福了二千多年。

　　然而，后人为纪念七门堰创始人刘信、刘馥、刘显的“三刘祠”已经倒塌，残存的只有一方山墙;汉白玉的刘信半身雕像，从原祠堂移至堰口;几间平房的管理所，锁门闭户。寂静的旷野，引起了我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精神的遐思。

　　舒城《光绪县志》引《舆地纪胜》“西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封伯兄子刘信为羹颉候，食邑于舒。”刘信“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闸，引河水东北，载之平陵，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亩”。明兵部尚书秦民悦(舒城县人)撰《重修七门堰记》云：“舒城之水源出于西山峻岭，势若建瓴。然羹颉分封是邑，有见于此，乃创七门、乌羊、槽闸三堰，分治为陂、为荡、为沟，凡二百余所。灌本邑之田二千顷之上。”民国《安徽通志》、《江南通志》以及剪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等文献，均有七门堰始建于汉初羹颉侯刘信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官场惯例中，总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刘信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水利专家。这是因为他明白，到一个地方做官，就要为一方百姓造福。要造福，就要解决百姓最关心、最迫切、最期盼的问题。他上任不久，就跑遍舒城的山山水水，了解社情民意。在走访中，深刻地认识到，舒城中部和东部百姓最大的困扰是旱涝。于是他就果敢地决定，修七门堰，解决中部易旱，减轻东部易涝。

　　七门堰位于舒城西南十六公里，七门山南麓，杭埠河西岸。要在这里拦河、开山、修渠，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当时，封建王朝对地方水利建设没有投资，地方没有财力，全靠动员百姓捐款、捐物和出力。刘信从勘察设计到具体施工，从动员百姓到工地管理，无不亲自过问，狠抓落实。无论是赤日炎炎还是数九寒天，他总是手拿钢钎或锹刮(钅郭)，和百姓战斗在一起。他虽然没有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边干边学边总结。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凿通数道山脉，疏浚数条河道，劈开数个丘陵，填高数处洼地，完成了舒城史无前例的改天换地、叱咤风云的水利工程。

　　拦河巨坝伸向河道中心，堰口闸深一丈，宽八尺，干、支渠总长百余里，节制闸、抬水坝、渡槽、排水、放水工程不计其数，使干渠与“上五荡”和“下十荡”古蓄水工程连接，形成长藤结瓜、遍地开花，闲水能蓄、缺水能灌、多水能排，蛛网一样的水利灌溉体系。解放初期，灌溉面积仍有12.4万亩，1967年未与杭北干渠沟通合并为杭埠河灌区之前达19.04万亩。

　　二千多年来，没有哪位龙舒人计算过七门堰流进多少清泉，灌溉多少农田，解决多少人畜用水，但都异口同声地惊叹七门堰水的效应——兼容并蓄，八方集臻，融合发散。这方水孕育出来的人，其性格如水——和谐闲适、自信、奋进，不顽固、不排外、柔中带刚、刚中有柔，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它的精神，为龙舒大地造就出灿若星河的人才梯队。在岁月更迭与历史演变中，简直就是才彦辈出，有西汉教育家、蜀郡守、完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文翁，三国东吴大都督周瑜，“宋画第一”李公麟，元明时期祖孙进士、父子尚书秦风、秦文缓和秦民悦，近代抗日名将孙立人，我党“情报三杰”之一胡底，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等科学家十多人。

　　七门堰精神所蕴积和辐散的勇气、智慧、力量与信念，决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格外厚赐与超常造化，它更是对后人的亘久陶冶与无限激励。我站立古堰口上，目视离此不远的龙河口水库巨型大坝，回想起当时建水库时干群的豪言壮语。二千多年前刘信敢劈山修堰，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敢垒坝造湖?西汉文翁都能效仿刘信，我们为什么不去传承?后代人应比前代人干得更好。龙舒人就是以超强的勇毅和过人的睿智，在“三年困难”(1959年至1961年)时期，依靠全县人民的力量(国家适当支援)，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修建了蓄水七亿多立方米的龙河口水库(现称万佛湖)，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集防洪、灌溉、发电、养殖、旅游开发为一体的工程，使舒城、庐江、六安(金安区)三个县的150多万农田受益。这不正是七门堰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这不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红日西沉，河风阵阵。我伫立刘信像前，见他眉清目秀，和善慈祥，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向他敞开心扉。您是清官、勤官、有所作为之官、造福一方之官。您不辱使命，完成了一个“县令”的原始造型。您的功劳，虽然不能与“大禹神功何处有，壶口南去有龙门”相比，不能与李冰的都江堰同论，但作为县令，您是尽职、尽责、尽力了。您不仅为舒城人民留下了一直发挥效益的物质财富，更为世人留下了载入史册的精神遗产。龙舒儿女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