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葆德

　　回顾1960年高中毕业前夕，语文杨老师出的命题作文中就有《我的理想》。我写道：毕业后我要考上师范院校，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从小学到高中，教师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学高为范、身正为师”。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一直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教师给我的教育、影响，成为我前进路上的动力，老师们是我生命中的偶像。曾记得1949年我读北外小学(今城北小学)一年级时，班主任江振坤老师就手把手教我写字，教育我做一个好少年。我终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年先锋队员。1954年我考入六安第三初中(今六安二中前身)，班主任洪庭义老师在教授我数学课时，还教导我们做个先进的青年，我以“三好”为目标，初二下学期我成为同学羡慕的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员。1957年在读六安高中(今六安一中)时，我特别爱好语文，喜欢上作文课，自己与同学一道办起了手抄报《浪花》，还被校刊《六安高中》聘为通讯员，并有几篇短文在上面发表，读高三时我上了“文法”班，毕业高考时我非常有信心地填报了文科院校。

　　1960年7月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庆幸自己被录取在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跨进了培养师资的高校，毕业后就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

　　进了师院，不仅有书读，而且解决了吃饭问题，并且每月还享受壹元伍角的助学金。回顾读中学时，我和父亲生活，他是半路出身靠拉板车为生，由于活计有限，收入不多，我常为在校的伙食费发愁，班主任洪老师深入实际进行家访，在班上给我评定享受人民助学金。我记得初中每月伙食费陆万伍仟元(合今天陆元伍角)，我每月享受助学金贰万柒仟元，每学期还适当减免部分学杂费。到高中基本上也是这样，让我渡过那缺吃少穿的艰苦困难日子，助我成功地完成了中学的学业。总之，无论初中或高中的班主任老师，在我人生成长的路上都给我很大影响。如今，我又享受了比中学时代还要好的待遇，真不知道如何去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师范生的培养。

　　进入师院后，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生活进入定量供应，虽然每天还是三顿饭，但质和量明显下降了。同学们戏称早上“洪湖水浪打浪”(稀饭)，中午“小二黑结婚”(两个山芋馒头)，晚上“走我山下过，丢下买路钱”(白面馒头也小多了)。此时，同学们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家庭经济条件好一些的，还能去校外加点餐。像我等少数同学正值青春发育，身体成长，适应不了生活。先后生病了。我起先是臀部脓肿，走路连腰也直不起来，后是胃部大出血，班上同学用担架抬我到安医附院治疗，检查结果是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医生要求绝对卧床休息治疗。住了两个多月医院，花了不知多少医疗费。学院领导和班级干部专门去医院探望，鼓励我与疾病作斗争。我心里想：有党和政府的公费医疗，这是挽救我生命的保障。

　　毕业后，通过两年“四清”运动的洗礼，我终于真正地走上了教师岗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经过组织的分配和调动，我从农村到城镇，从初中到完中，从行政到教育，也有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在党的培养下我与1974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2001年我退休了，2012年我根据自己教育教学的心得体会自费出版了《拾贝集》小书，2015年元月，我被省委组织部、老干局授予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期间积极参加了省退教协、校关工委、市老新协、老年大学的活动，继续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