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顺

　　“老人爱忆旧，越久远的事越真切。”这话在年轻时，不入脑，不理解。可自己十二三岁离乡求学，继之天涯漂泊，少小离家老未回以来，那似已杳渺的半个世纪以前的生活经历，有时就像一幅幅画卷，展现在脑际。

　　收到乡友张诚接主编的《霍邱教育人物传》一书，读到苗振亚同志的《王耕阳传》一文，倏地就忆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中读书时，王老师的教导成长了我的心灵的往事。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的文中说：“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的鱼鳞......中间混着血丝”。我的往事，也是零落而混着血丝的。

　　1938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带着全家跑日本鬼子反，病逝他乡。1941年当家的叔叔又病逝，家道日衰，当年我虽然考取中学，但却未能去上学。1942年我考进安徽省立第九临时中学，校址在霍邱县乡下李家圩子，离家百多里，住校生活。

　　在班级里，同是叶集镇的同学有十几个，其中同一姓氏又是叔侄关系的有四个。他们好强称霸，看我少言寡语，低头读书，成绩较好，就不高兴，常常对我出言不逊，讽刺打击。我自觉孤小，势单力薄，心中忧戚。有一天下午，班上发起参加“三民主义靑年团”。我因为去打乒乓球了没放在心上。到了初三快毕业时，校方说，班里过去没参加“三靑团”的同学，可以补办手续。而这次班里补办入团的负责人，就是上面同一姓同学中的一个。他说：“三靑团是国民党的后备，是优秀青年的先进组织，前途无量。年满16岁的同学都可以参加;不够16岁的同学，也可以申请填表，我们评定择优吸收。”我一听，知道他的话，是给他那个不够年龄的侄子以方便的。而我自觉与他侄子比学习是够条件的。于是也想申请参加，可那位负责人却对我说：“小顺子，你不够条件!”我当时真感到孤单受欺，欲哭无泪，心情特别不好。正在这时，班主任国文老师王耕阳，在作文课上出了一道作文题“钓鱼”。我就在文中写了自己孤独地坐在柳树下，放下杆子，样子像钓鱼，实际抒发了悲苦无助的凄怆心境，大约有七八百字，自觉真实流畅，交了上去。

　　过了几天，王老师来上课，给同学发作文本。我翻开本子看批语，见老师用红笔清清楚楚地写了一整页面：“钓鱼，本来是个功课完毕，假日塘边赏风景，抒发闲情逸致、轻松愉快心情的题目。你怎么写成了孤苦伶仃的可怜相，搞起了古人的凄凄惨惨戚戚?这个精神状态可不好。现代青年，应当有铜头铁脑、生龙活虎的劲头;应该抖擞精神，努力学习。你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往往是名列前茅的。你要放眼世界，给自己定个大目标，奋勇前进!”王老师的这个批语，说句心里话，它对我的思想转变，丢弃小心眼，放开心胸，乐观前行，起了特别的作用。后来1946年在高中读书阶段，因反对校长谢麟书解聘两位在学校任教的大学者(1927年入党的李何林和教导主任王振华)，我参加带头闹了一场学潮，与同班乔多钧等一起，罢课，写宣言，组织代表团到省府情愿。回校后，反对那位班上“三靑团”负责人搞的复校团，抵制校长谢麟书带枪兵到校抓人等(这场学潮的经历，我在《心灵点火人——忆恩师李何林》一文中作了真实详细的记述)。

　　1948年高中毕业后，我到家兄德培任教的安徽大学读先修班。这段时间，与已在安徽大学读书的叶集同乡熊登华经常聊天，都对当时政府腐败、民不聊生的时局特别不满。我当时还偷着向培哥的同事刘老师借过《新民主主义论》等几本“红书”夜里看，渴望着改天换地。1949年安庆、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我离开安大，只身瞒着高堂寡母，从南京转蚌埠，报考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参军，八千里路云和月，肩枪进军大西南。军营十载，转战各地，三次立功。说句心里话，我的进步成长，皆根源于王老师的一次谆谆教导阿!

　　回想，初中毕业后，就与王耕阳老师分别了。每每忆起他的教导，总引起一丝怀念：孤幼读书在异乡，无辜受苦倍凄凉。恩师批语千钧重，开阔胸襟志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