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民

　　第一次离家是我十九岁考上学那年，接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后，很长时间沉浸在欢乐和喜悦之中，快到开学的时候总希望时间过得再快些，早早离开家，尽快看到校园是个什么样子。我当时考取的是本县师范学校，虽然不是大学或专科，但在全县也是最高学府了，跨入校门就等于鲤鱼跳进了龙门，毕业包分配工作，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正儿八经地端上“铁饭碗”。

　　当时农村孩子去县城比现在去京城还要稀少，我家离县城有一百多华里，坐上每天班次很少的客车，足足要半天时间，途经好几个站，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学校在县城的东边，离城区还有好几里地，客车到了站，步行很长时间才能到校。

　　终于等到开学了，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校园美好环境的向往，兴高采烈地去三元车站乘车。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把那个大背包塞得满满的，除了衣服和日用品，还塞了一些炒熟的南瓜子，这都是平时家里吃南瓜攒下的。一大早母亲就起了床，昨天她特地杀了一只母鸡，烧菜时留了一大碗鸡肉和鸡汤，第二天早上下面给我吃。就这样我怀着激动、难舍的心情离开了家。

　　入学新生从各地纷纷来到学校，当时学校正在修建，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刚刚建起的一栋新生教学楼，连楼梯都没来得及建好就投入使用，每天学生上下楼仅靠施工队留下的那个脚手架，松散了绑扎绑扎再继续使用，用了大半年时间，特别是冬季遇到雨雪天气，脚手架上的竹笆子滑得很，摔跤情形时有发生，班上几个女生好不容易上去了，半天不敢下来一次。

　　寝室是一排排临时简易搭盖，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寝室里摆上五六张高低床，学生的箱子只能放在下铺的床肚里，行李放在自己单人床上。冬天蔴秸墙头到处透风，用纸糊咋糊都糊不住，下了晚自习，个个卷曲在冰冷的被窝里，室内地坪直冒水珠，好像从来没有干过，一切是那样的艰苦和简陋，比想象中的环境差得太大啦。

　　越是在这样环境里越是想家，特别是到学校的前几个月，感到时间特别漫长，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电话，没有书信，更没有回家的机会，很多同学通过书信互通学校和家中情况，可我的父母都不识字，唯一的一种联络方式也无法使用。记得有一次跟着班里的几个同学进城，路过车站当时真想打车回去看一看，看到驶向西南方向的两辆卡车，心里想我能扒上卡车回去看看也行呀，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一是时间不允许。那时没有双休和长假，要么是暑假，要么是寒假，中间没有任何时间余地。二是经济不允许。来回车票要两块六毛钱，囊中羞涩，又不能借钱回去，直到卡车没了踪影，才强忍着打消回家的念头。我最担心和牵挂的还是母亲的身体，病魔折磨她多年，我考上学之后她的精神状态好了一些，第一次离开她这么长时间，她一定会想我想的，又要忧伤起来，好在有父亲在家，相信父亲一定会变着法子去安慰母亲。

　　离开家去上学，父母虽然高兴，但真走了他们还是舍不得的，母亲背地里在抹泪，父亲安慰她说：“儿子有出息考上学了，去城里念书条件有多好，电灯、电话、自来水，有吃、有喝、有玩的，比在家里强百倍”，母亲听得直点头。师范学校环境再简陋也比我上高中时强，起码能吃饱，从踏入校门那天算起，每月能领取国家十八块半的带学薪，有了这些钱吃穿用度，日用品、学习资料等全都有了，隔三差五还可以去看看电影。进了这样的学堂等于迈入了殿堂，特别是农村孩子大多省吃俭用，不乱花一分钱，把省下的钱，三块、五块地往家里寄。

　　第一学期即将结束，也就是快到放寒假的时间，长假加过年，亲人能团圆，谁人不喜欢。我与众多的同学一样，一天一天地数着，大家利用星期天上街买点东西，等放假时带回去，我别的没买什么，只买了一捆粉丝，因为父母特别爱吃粉丝，也算是儿子的心意了。

　　放假的前一天晚上，各个寝室里灯火通明，热闹得很，同学们无比兴奋，共同经历这一难眠之夜，从清晨四点钟开始，陆陆续续就有学生离开了，走时互打招呼，毕竟几个月的校园生活，大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友情。

　　几个月没回来了，回到家感到什么都新鲜，其实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跟走时一模一样，难怪人们都说：这好，那好，都不如家里好。走在路上遇见熟人相互亲热地打着招呼，到了家里我老远就开始喊母亲，母亲听到我的声音，喜出望外，急忙迎出来，嘴里不停地喊：“老憨子回来了，老憨子回来了”。母亲又瘦了，激动的泪水在她眼里直打转。回来的几天里，我在自家的庄园里转了又转，庄园里的小池塘、小梨园、小竹园风采依旧，好像都在向我打招呼:小主人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