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克明

　　常想起我的那棵石榴树。

　　大集体时，我家是出了名的“超支户”(在生产队出工所得工分买不回全家人的口粮)，队长给出个主意，让牵一条牛回家喂养，这样我七八岁时就身兼“二郎”——读书郎、放牛郎，可那条小牛犊特欺小，好几次差点将我摔晕过去，祖母得知后很是心疼，把牛退给了生产队。“牛郎”没有当成，结果又被派了个利用假期给生产队看菜田的差事。

　　菜田种的菜是生产队的猪饲料，我的职责就是不让鸡鸭鹅等牲口糟蹋。其时各家各户的鸡鸭鹅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差事还算清闲的，只是感到有些无聊。一个人在田埂边玩耍，掼泥炮，做泥手枪，烧小锅锅，时不时地扛着根竹竿在菜田间转悠，对田垄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颇为熟识了。

　　有一天，忽然发现田边的岗坡上有一棵小苗，像一棵树，又像一株草，瘦长的茎，似一根在风中微微颤抖的铁丝，上面露出几片紫红色的叶芽，如同即将绽放的花蕾。出于好奇，我用竹竿掘松它根部的泥土，稍微用力一拔，便将它连同细细的根须一起拔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苗儿呢?我问祖母，祖母凑到近前，眯起眼睛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像是石榴树。”便拿来一把铲子，让我把它栽在门前平场边。我挖了一个小坑，又按祖母指点从水塘边铲了点稀泥放入坑底，然后把小石榴树端端正正地放入坑里，轻轻地填满泥土，并用小铲子将四周拍严实。石榴树苗栽好了，我默默地立在那儿，久久地注视着它，甚至许了一个心愿：“小石榴树啊小石榴树，快快长大吧，结出大大的石榴吧!”

　　这就是我亲手栽种的第一棵树。

　　树栽好后的那些日子，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它，打那经过的时候，也总会关切地靠近它。见到土太干时，我便给它浇上一瓢水;怕它被别人踩坏了，我捡来一些石头瓦片给它围了一个保护圈;发现有牲口向它晃悠，我赶紧跑过去大声地喝斥。

　　就这样，小石榴树伴着我渐渐长高，它先前瘦长的茎变粗变壮了，而且长出了一些侧枝，撑起了一把绿伞，织起了一片阴凉。可是，我的“结出大大石榴”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我热切地期待着，睡梦中竟开满了一树的榴花。期望越切，失望也越大，望着不动声色的石榴树，我的心里空落落的，甚而至于对它生了几分恼怒，时日已久，也就把它冷落在那儿，不再关注它了。

　　祖母看出了我的心思，站在石榴树旁，像是对树，又像是对我，轻轻地说：“树都有自己开花结果的时候，时候到了，自然就开花结果了。”

　　祖母的话消减了我对石榴树的怨忿，但对它的热心还是淡了许多，不再给它浇水，不再特别看护，甚至任鸡飞上它的枝桠，任猪在它的主干蹭痒，任狂风扭曲它的梢头，任冬雪压弯它的躯体。它就成了一棵无人呵护自生自长的树。

　　让我后来感到很自责的是，它居然差一点儿毁在了我的手里。

　　那时候，乡下老家有“打猪旺”的风俗，就是谁家杀年猪了，就请左邻右舍及亲戚吃猪肉，一则为了表示庆贺，二则可能讨得来年六畜兴旺的口彩。隔壁邻居家杀猪了，来请打猪旺，而且点名请的是我，而我偏偏有一个臭毛病——不吃别人家的东西。

　　这个毛病也许因一件事而生。那天是星期天，我照例要到生产队里干活挣2分工，所干的农活是薅秧，就是给秧苗除草，扛着刮刀收工的时候，后庄子有人家杀猪请打猪旺，走在我前边的人请了，走在我后边的人也请了，独独撇开了我。其实，所谓请客只是个虚套，没有人一请就去，即使别人去了，我也并不稀罕。回到家里说起此事，还有些不屑地说：“就是请我，我还不去呢!”祖母听了，摸一下我的头长叹一口气，母亲也叹口气说：“总有一天，俺家也能杀得起猪!”自此，我便不再吃别人家的东西。

　　一听说专门要请我去打猪旺，我立马退到祖母母亲身后，可来请的是两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不由分说上前来又拉又扯。我一把抓住门框，可是手被掰开了;我用力瘫坐在地上，可是身子被拖动了;情急之下我伸手拽住了石榴树，任凭他俩怎么拉死死地不肯放。结果，邻居孩子无奈地回去了，而我的石榴树却明显地倒向一边，有一根枝条居然断掉了。我赶忙把它扶正，踩实，找来几块石头放在树根，又接连浇了几瓢水。

　　为此，我内疚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我的石榴树却理解我的心，一个孩子因贫穷困顿而畸形生长出的倔强的心。第二年，它竟出人意料地发了一枚苞，开了一朵花，结了一个石榴果，虽然并不太大，但也是令我惊喜异常。

　　后来，时代掀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家也摆脱了贫困的阴影，从年头到年尾喂的猪不再去还“超支”款了，第一次享受了杀年猪的喜悦，我竟为我的石榴树浇了一勺汤。

　　再后来，我搭上重新开启的高考列车，离开老家读书、工作，而我的石榴树依然坚守在那里，年年开出明艳的花，结出肥硕的果。

　　去年“十一”，我带着从北京回来的儿子、儿媳与孙子到老家探亲，石榴树正垂挂着满枝红彤彤的石榴果，与二弟西岗上梨园满树金黄的梨子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