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4日，我的姥爷、开国少将、原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肖全夫，原名肖全福，1916年出生于著名的“将军县”安徽金寨。1929年，肖全夫的父亲肖才忠在商南“立夏节起义”中参加了赤卫队，哥哥肖全超参加了红军第11军第32师。一年后，14岁的肖全夫也踏着兄长的足迹，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投身于革命大潮之中。少年肖全夫在征程中进步，在战斗中成长，因果敢善战、屡建战功而被选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队担任排长。在一次遭遇战中，他不幸身负重伤，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由于他指挥作战快如闪电、不拖泥带水，身边的战友们因此都亲切地称他为“飞虎”。步入和平年代，曾经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飞虎”将军，却始终念念不忘“我是一个兵”。

　　最常说的一句话：“我是一个兵”

　　新中国成立后，肖全夫曾任师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等职。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国防工事和小三线战略基础建设、铺设辽西战备铁路、赴营口海城抗震救灾……无论执行多么艰巨的任务，他就一句话：“我是一个兵，保证完成任务!”二话不说，欣然接受，于是，他又得了一个“肖全管”的绰号。

　　领导“八三”工程时，肖全夫走遍了东北的白山黒水，为国家修建了总长4270多公里的输油管道，开创了我国大口径、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的先河，使大庆的石油得以源源输出。尔后，他又受命在亚洲最大的苇塘上为辽河油田的开发筑路搭桥，于是，年届花甲的他又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之中。那时，他唯一的“休闲项目”就是偷空逗弄一下牙牙学语的外孙女。“姥爷很忙，几乎很少回家，难得回到家中也是一头扑在办公桌上忙个不停。他桌上一排摆了六七个电话，一个没停另一个就响了起来。”后来，肖全夫的外孙女回忆道：“姥爷工作累了就逗逗我，烦了就过来抱抱我，但都只有一小会儿，他太忙了。所以我常常在他下班的路上等着，姥爷回家时顺便就能抱一下我，还不多占他一分钟时间。听妈妈说，有一次，姥爷刚抱着我想歇一下，突然电话铃响了，他随手把我放在窗台上，接完电话就一头扎进文件堆里，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过了很久，姥爷因眼酸远望窗外时，才发现我正在窗台上抓他鱼缸里的金鱼玩，半个身子都快探到鱼缸里了，他哈哈大笑起来，说：‘悦悦，你居然会自己找乐了。’从那以后，他常会跟别人讲：‘我们家悦悦就是好，从来不哭，从不影响我办公。’”

　　唯一会唱的一首歌：《我是一个兵》

　　姥爷基本不唱歌，偶尔高兴顺嘴哼出来的一定是这首《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他之所以对此歌这样情有独钟，一方面，因为这是1950年由他所领导的第46军137师文工团创作的，歌曲用士兵质朴的语言唱出了那个激情燃烧年代的坚定信仰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因为这首歌唱出了他的革命军人情怀。1958年，时任46军军长的肖全夫穿上列兵制服下连当兵，和战士同吃同住、摸爬滚打、站岗放哨、砍柴帮厨，闲暇时便和战士们一起高唱《我是一个兵》，给战士们讲战例、讲传统。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老列兵”时，他会高兴地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兵，老兵!”

　　1980年，64岁的肖全夫出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镇守西北边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任职期间，他到过西北边疆几乎所有的边防哨卡、无人区、永冻区、甚至生命禁区，巍巍阿尔泰、莽莽昆仑、磅礴天山、帕米尔高原……足迹遍及几千公里的边防线。他还亲自组织实施了新疆边防史上第一次历时三年的大规模建设，这个成果就是：让所有的边防连队都通上了公路和电话，让所有的边防战士都住进了坚固保暖的营房、吃上了新鲜蔬菜、通上了电灯和看上了闭路电视，令西北边防部队的整体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边防建设搞不好，我就愧对祖国，愧对战士，愧对那些把儿女交给我们的父母，没尽到当司令员的责任。”我的姥爷，是我军第一位向喀喇昆仑山“生命禁区”冲刺的高级将领。1984年，68岁高龄的他，不顾自己血压高，坚持登上了海拔5380米、我军地理位置最高的边防哨所——神仙湾，和战士们一起过古尔邦节。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之屋脊”的生命禁区：“我是司令员，可我更是一个兵，凡是有我们战士的地方，我都要去。”

　　坚守一生的执着：我是一个兵

　　在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记忆中，姥爷永远保持着标准军人的姿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他一直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有时近乎苛刻。他的床前放着一个体重计，每天早起都要称一下，一旦超过他为自己定的标准，饭菜就要减量，走路就要加量。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他从不间断晨练，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跑步一小时，雷打不动。

　　有一次，新调来的警卫员，跟着姥爷跑了几天，感觉实在吃不消了，便悄悄求秘书劝劝将军少跑点，但当他得知将军是拖着战争年代留下的残腿在坚持锻炼后，羞愧地低下了头……姥爷总是说：“我是一个兵，要时刻准备着，当国家需要的时候要能拉得出，冲得上，挺着大肚子怎么打仗?”

　　他的军容着装永远规范整洁，裤线笔直，皮鞋锃亮，家中始终立着一面大镜子，他管它叫“风纪镜”，每次出门前，都要对着镜子检查一番。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部属，他也同样严格要求。出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时，他还曾亲自佩带“执勤”袖标上街巡逻，纠查军容风纪，他反复强调军容风纪绝不是小事，是部队素质的外在表现，是军队战斗力的体现，当兵就必须要有个兵样。即便是晚年因病住进医院，他仍然没有忘记“我是一个兵”，执着地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严整的军容。病床上的他，依旧白发齐整，身板挺直，就是在轮椅上，盖毯也得平整有型。姥爷坚持每天读书，看文件，自己实在不能看了，就要求秘书为他读，关注着国家大事，紧盯着世界风云。他给亲人和战友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始终像一个战士一样，时刻等待着，等待祖国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