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边
腊月中旬接到晴川先生电话，说为我家书写了几副春联，叫我去取。从晴川先生处取回春联，边欣赏边思考，哪副联适合贴到那个门上。想好后就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了，等到除夕中午张贴。此时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儿时在乡下老家过年贴门对(故乡对春联的叫法)的情形，勾起了对大哥的思念，想起了大哥，已过古稀的我，双眼湿润了。
我们家祖辈以种田为业。父亲虽不识一字，但每年过年则十分重视贴门对。记得我上小学之后，每到腊月中旬就带我到集上购买几张大红纸，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就请村里书法好的先生写门对和大小不等的“福”字。故乡那时的习俗里，除夕中饭过后才能贴门对，贴好所有的门对就关大门等待吃年夜饭，家里人就不再出门了。我个儿小，大哥个儿高，由他带着我贴门对。我们捧着妈妈用面粉打好的浆糊，先从家里内室的房门贴起，大件农具和粮食囤、装杂粮的缸上贴上“福”字，最后贴对外的大门。每到一门前，大哥往门上刷浆糊，我举着适合该门的门对递给他，他接着时总要问一句：“有没有拿倒?”我说：“没有”后，他才用双手把门对贴上，还用手自上往下抹一遍，将门对贴平贴紧。为什么要问“有没有拿倒呢”,听说以前邻村有几户人家因不识字，将门对贴倒过。所以，家里没有识字人，贴门对前都请识字人先将门对上下讲清楚，并记牢，以免除夕贴倒了，闹笑话。
大哥生于1922年，不识字是家里对他的亏欠。祖父因病驾鹤西去后，父亲作为长子，帮着奶奶撑起家门，坚持不和叔叔们分家，带着家人耕种祖父留下的田地。父亲觉得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没有人识字不行，就将三叔送去念书。那时大哥也想念书，但父亲说，供你念书家里钱不够，你得帮家里做农活。后来二哥想去念书，大哥对父亲讲，送他去念书吧，我在家好好种田。那时小叔叔不愿念书，所以，父亲就让二哥去念书了。之后，我的几位堂兄弟及我都有机会读书了。
大哥年轻时就成了种田好手，还学会了酿小窖酒，做绿豆粉绦等手工技术。在冬季农闲时，就和小叔酿酒，卖给四乡八邻，赚点粮食贴补家用。那时，故乡的农民家几乎没有什么现钱，家里来亲戚或办事需要点酒，就用粮食来我们家换酒。本村有困难的人家来赊酒，小叔和大哥也乐意用酒提子从酒缸里打酒给他们，他俩都不识字，不会记账，也从不到人家要账，人家也讲信用，只要粮食收了就来还账。进入腊月，大哥还用自家收获的绿豆做些粉丝，留到过年时自家做菜用，或招待来家的亲戚。
1949年春，家乡解放了。中学毕业的二哥由区政府介绍考入皖北行政干校学习，家乡也准备土地改革了。为适应当时的政策，奶奶和父亲决定分家，由一个大家庭分成四个家庭，父亲和三位叔叔各为一家。此时，父亲年过半百，我家这一房的田地则由大哥大嫂和二姐耕种了。我当时读小学，农村学校老师不布置家庭作业，放学回家后可以帮家里做点杂活，可大哥从不让我下地干活，最多叫我帮父亲放猪放鹅。他要我把二哥留在家里的书看看。上个世纪50年代初，农村小学教育分初小、高小两个阶段，一至四年级为初级小学，五至六年级为高级小学。1956年夏，我初小毕业了，大哥非常支持父亲的决定，送我到省城二哥处读书，从此，我就离开了农村老家，在城里一直读书到大学毕业。住在老家的父母，由大哥大嫂赡养，我没有尽到孝心。
中国农民传统的优秀秉性，大哥都具备：朴实、忠厚、吃苦耐劳、明辨事理。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里，党为巩固政权、建设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在农村进行了一系列运动，如土地改革、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社，直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等。凡当地党组织和政府为推动这些运动召开农民参加的会议，父亲就叫大哥去参加。他在会场上听得仔细，讨论时虽不发言，但在实际行动中倒很积极。我们家虽说是父亲当家，但父亲遇事都要和大哥商量，大哥的意见，父亲是采纳的。在我的记忆中，大哥没有同父亲争吵过。从土地改革、参加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把家里的田地、农机具、耕牛等归集体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我家在村里都起带头作用。为什么呢?记得大哥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他说：“我家老二在合肥工作，是国家干部。我们在农村家里，只要是政府叫办的事，就要做，不能给老二丢脸。”兄弟情深溢于言表。我在省城读书，放暑假时二哥就叫我回老家，帮家里干干活。那时我老家农村，每户还有一点菜地，供各家种蔬菜瓜果。我家的菜地主要是妈妈种，大哥大嫂要到生产队上工干活，我到家后，就跟着妈妈到菜地里锄锄草、浇浇水，可大哥还是叫我多看书，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要好好念书，将来在城里工作，家里有我呢，不用你烦神。”我在二哥的督促下，读书还算用功的，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在城里参加了工作，没有辜负大哥的希望。可是，我亲爱的大哥，为我为我们家作出那么多的付出，却没有得到我的一点回报，在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由众所周知的原因，为了照顾在农村的父母亲及家人，不幸离世，享年仅38周岁，大哥离世时，在城里读书的我当时不知道消息，二哥可能知道，没有告诉我，怕影响我学习，更怕我在学校“乱讲”，影响政治进步。在20世纪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的政治背景下，二哥作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是不能请假回老家奔丧的，更不能流露出“消极”情绪，眼水只能往肚里流，否则会有很大的麻烦。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二哥退休了，才能回到农村老家，在堂兄弟们的帮助下，将父母亲和大哥的坟迁到一处坟地安葬，并立了墓碑。
大哥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我西去的，至今快60年了，我仍不能释怀，每和老伴或家人提起大哥，总觉得大哥是我们党当年在提出总路线后，就轻率地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标志的左倾错误祸害的，我对家人说过，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种沉痛教训。我们家的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大话假话，更不能弄虚作假，祸害人民。
大哥是地道的农民，短暂的一生，既没有说过豪言壮语，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年年在故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歇，不抽烟，不酿酒，不玩牌，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他同家人或村上人有过争吵，村上人说他待人和气、厚道。我以前总觉得他太平凡了，以至我这个搞文字工作的弟弟几十年来没有为他写一点纪念文字，实在不该，今天由晴川先生赠春联而勾起对大哥的思念，便提笔记下对大哥点点滴滴的记忆，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他。大哥，我想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