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华

　　我不知道万事万物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尚未被人破解的感应。

　　两年前那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与局政治处彭主任去省里开会，车子快到省城时，彭主任与司机不时地说着话，我却老是在想着一件事：这个星期天我应该回老家去看看父亲，为什么没有回家呢?到了开会的宾馆，我还是老想着这个问题。次日早晨，我在自助餐厅刚拿起盘子准备吃早饭，哥哥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地说：“俺爸走了。”听到这个噩耗，我头脑一片空白，感觉自己已站立不住，泪水顿时充溢眼眶，我觉得自己精神有崩溃的感觉，我不得不坐到靠餐桌的一张椅子上，好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此时，彭主任也来就餐。他见我这样，问道：“你怎么啦?”我告之家中的事，他知道我此时的心情，立即给局办公室打电话安排车子，将我先从省城接回市里，好让我能及时赶回金寨县老家。然后又给省厅领导打电话为我请假。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两年了，我常梦见父亲，因为我想念他。

　　送葬的那天清早，在棺材盖即将要封盖之前，我走到棺材前，见父亲静静地躺着，他不会再说话，他不会睁开眼睛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我，也不会再让我给他洗头和刮胡子了。我们父子俩已经阴阳两隔。可我感觉好像父亲并没有走，他只是在静静地躺着，他的长期病痛折磨着他，他需要去天堂休养生息。抬棺送葬的师傅劝我离开棺材，他们要封棺了。此时我眼里噙着泪花，我不想让父亲离开我们，我伸出右手，轻轻地贴在父亲已瘦得皮包骨的脸上，算是我对给我生命和养育我的父亲做了最后的告别......

　　父亲的一生，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他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就参加了红军。家里穷得没有饭吃，我奶奶就拉着父亲和大姑到处去要饭。要到富人家时，富家人还鼓动他们家的狗把奶奶他们撵走，甚至追着把奶奶他们咬伤。那一次，当红军的爷爷回来看他们，要不是乡亲们及时报信，爷爷和父亲爷儿俩差点被国民党的小炮队抓去给活埋掉了;而没有及时得知消息的另一位姓钟的红军父子俩却被抓去，一个坑里给活埋了。好不容易熬到刘邓大军南下解放了我的家乡金寨，可是爷爷、奶奶和大姑他们没有能享受到解放后幸福的生活，先后病逝。党和政府没有忘记父亲这个红军的后代和孤儿，让他参加了革命工作。父亲参加工作后，努力学习文化，最后发展到古文古诗随口就来，诗词歌赋样样拿得起来。是党把他培养成了一位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

　　在父亲还不到20周岁的时候，上级任命他为全军乡乡长。那时刚刚解放，大别山区还有很多土匪在猖狂地活动，他们不时下山抢劫山民，枪杀党的基层干部。父亲不得不随身带着手枪，一边帮助乡亲们发展生产，一边保护乡亲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一旦得知匪情，就立即组织民兵前去消灭土匪，好几次与土匪遭遇交锋，险些被土匪打死。当年爷爷当红军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父亲当乡长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啊。

　　父亲被组织上调到城关镇工作后，经常到老百姓家里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老百姓非常喜欢他。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在路上亲切地跟父亲打招呼，叫他“韦委员”。一个姓黄的居民，小夫妻俩吵嘴，老婆一气之下，跳到史河里去了，正好被父亲遇见。父亲二话没说，立即跳到水流湍急且深的史河里，将黄妈捞了起来，后来黄妈活到七、八十岁才去世。父亲对组织上安排的工作，从不挑挑拣拣的，像个军人那样以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为天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金寨县打算成立黄梅戏剧团，没有人愿意去挑那个担子，县委就安排父亲去担任团长，负责组建工作，父亲很快就将剧团组建起来了。后来黄梅戏剧团改为文工团，需要经常下乡演出，宣传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那时父亲胃病非常严重，还是坚持带着县文工团马不停蹄地下乡演出。父亲这匹老黄牛，总是哪里艰苦、哪里有困难，组织上就把他放到哪里，他在哪里都能兢兢业业地工作。父亲退休后，县里要编印《金寨县志》和《金寨文史》系列丛书，动员父亲去帮忙，父亲也愉快地接受了，他每天按时上班和下班，精心地收集整理史料和撰写文稿，家里也放了很多他用红笔细心修改的稿件。特别是编辑《金寨文史》丛书，很多稿件无法通过，父亲就亲自动手改写，有的稿件被父亲重写了大半，但刊登时父亲却署上原作者的名字。很多文章都是这样，父亲写，署别人的名字。

　　父亲的为人做事，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兄妹4人，虽然我们已是有儿有孙的人了，但年近九十岁的父亲和母亲，只要我们在家里，他们还会常常教导我们要做到遵纪守法，好好做人，好好做事。我们兄妹也没有辜负父亲和母亲的期望。

　　在父亲去世两周年之际，我写下这些文字，表达我对父亲的无限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