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决定改革开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年，我到霍山县采访农村工作。10月26日，在县委办公室，姜继焕、郭子贯同志接受采访时谈了县委书记黄森推动山区农民私人养牛的事，很有特点。
1978年秋天，黄森由霍邱县调到霍山县任县委书记。他了解霍山地处大别山腹地，八山一水一分田，山草丰富，适宜养牛，曾是安徽省耕牛的重点产区之一。可是，他到霍山农村走访时却很少看到，社员(当时称农民为人民公社社员)说比10多年前少多了。许多农村干部和社员向他反映，牛很少生病，容易养，收入高，山区社员有养牛习惯和经验，山区要想富，养牛是条路。然而，这条路被左倾路线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堵死了。可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规定：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养牛养羊。县委也宣传贯彻了两个文件精神，在大会小会上号召了，县领导下乡时也营造了社员家庭养牛好的舆论。可到1979年9月统计，全县59000多农户，只有30几户养了牛。可见消除左倾路线的影响有多难。
黄森是从党的新闻单位调到省直党委机关，再调到县担任县委领导工作，对党忠诚，又有新闻工作者易接受新生事物的敏锐性。9月上旬，他提议以县委、县革委会名义召开一个“社员家庭养牛座谈会”，请已养牛的、想养又不敢养牛的、想养而家庭困难无钱买牛犊子的三种情况的社员到县里来开座谈会，县直农业、畜牧、多经办等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与县委、县革委领导一道研究如何发展社员家庭养牛问题。会议定于9月18日召开，9月10日发出会议通知，要求各区确定参加会议的社员，一共20人。9月15日又用电话通知各区，一定要告诉参会社员按时到县里开会。但到开会时，大部分应来的社员没有来。黄森说不管到多少人，会议照开。
会议由县革委会副主任汪全寿主持，黄森到会坐在参会社员们中间，一一询问到会社员的姓名，家里有没有养牛，养牛有什么困难?见到社员很拘谨，黄森开诚布公地说：“党中央允许社员家庭养牛。县委把你们请来，就是想请大家在一起想想办法，怎样尽快让社员家庭多养牛，你们有什么意见，养牛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话音刚落，一位社员嘟噜一句：“不是批判我们。”黄森说：“请你大一点声。”他叫王甫亚，住在漫水河公社陈家畈大队。他说，今年2月，听说中央文件准许私人养牛了，便买了一头小牯牛。前几天公社干部通知他到县里开私人养牛会，生产队社员听说了，担心他要挨批判。他们那里社员怕私人养牛犯法，只暗养，不敢明养。有人说，家里现在没有钱，只有等卖掉猪才能买牛养。想养牛但没有本钱买牛犊子的问题提出来了。黄森当场叫人打电话，请银行行长马上来。行长进到会议室，黄森向他简要介绍了会议内容，问道：“贷款买牛养行不行?”行长说：“可以从农业贷款的额度里解决一些。”黄森问社员：“买一头小牛要多少钱，百把块行不行?”“有百把块钱就照了。”社员高兴地答道。黄森当场和到会人员商议能发动多少户养牛，大概需要多少资金。算了一下，只要银行拿出5万元贷款就行了。黄森对行长说：“那这事就请你落实了。如怕社员不还，就叫生产队担保一下就行了。这一条也要写到文件里。”
黄森在座谈会上还提出，家住在农村的干部家庭带头养牛。主持会议的县革委副主任汪全寿家住在农村。黄森对他说：“你家可以带头养牛。”汪全寿当场表态养牛，大家还为他鼓掌了。
这次座谈会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县委办公室印了30份发给各区及县直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在10月20日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修改，然后以县委、县革委正式文件下发到各地。1979年10月底，黄森和县领导下乡调研时，发现有不少社员还不知道县里鼓励私人养牛的政策。黄森提议将县委、县革委会文件的内容写成“霍山县革命委员会布告”，明确规定，社员家庭养牛是党的政策所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乱加干涉。《布告》号召全县山区社员大力发展山区养牛。大字的《布告》在山区各个生产队交通要道一张贴，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仅漫水河区不到一个月，社员家庭养牛就由23头猛增到178头。
1979年10月26日白天，我听了姜继焕、郭子贯的介绍。当天晚上，采访了黄森同志，他说：“社员养牛的座谈会开了，文件也发了，能不能推得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10月27日上午，我就发展社员家庭养牛之事，采访了霍山县多种经营办公室、霍山县畜牧兽医站的徐哲兵、胡忠国、陈宽厚等同志，当天下午，汪全寿同志就此事也接受了我的采访。10月30日至31日，我和谢宏碧又在漫水区委、漫水河公社、前进公社调查了社员家庭养牛情况。回到县城住到县招待所后，就写了题为《县委书记与社员家庭养牛》稿件，寄给省人民广播电台，很快电台就播出了。这年的11月，我陪同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田文喜、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到霍山采访，向他们介绍了霍山发展社员家庭养牛的情况，他们很感兴趣，就把给省电台的稿件给他们看，并在霍山又采访了养牛的新情况。我们三人议论后，决定由我将原稿再修改一下。我根据他俩的意见修改后，经田文喜润色，由新华社以《一张养牛<布告>的由来》为题发了通稿。《安徽日报》也于1979年12月21日刊发了由我们三人署名的这篇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