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其源

刘之基是一位资深新闻人，他在《皖西日报》和《安徽日报》社工作了三十多年，编、写了数百万字的新闻稿件。他是我的老朋友、老师、老领导，是一个待人真诚、亲和的人。《安徽日报》的同仁称他为“大好人刘之基”。他退休后，我和他经常在电话中聊天。前不久，我还给他打了一次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并告诉我，他还经常下楼到小区院子走一走，晒晒太阳，和老同事谈谈心。8月30日上午(2017年)老报人蔡绍棠给我打来电话，声音哽咽地说：“刘之基昨天午睡后就没有起来，平静地走了。”我深感震惊。人生无常，呜乎，悲哉！
总是默默地工作
刘之基是《皖西日报》原政治组组长，他平时少言寡语，说话低声，从不与人争名夺利，或对下级指手划脚。他总是默默地工作，成天琢磨别人的稿件，甘为他人作“嫁衣”。
文革期间，政治组只有3、4个文字编辑，有时还有人外出采访。加之每天上午单位安排一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下午几乎全部安排开会，这样编稿任务就十分繁重。刘之基身为组长，每天除要编稿外，还要审稿、组版、画版、看大样。如果组版缺什么稿件，他还要临时选稿补编，白天时间对他来说已远远不够用。于是他吃过晚饭又来到办公室挑灯夜战，每晚都要忙到十一、二点才能回家休息。编辑部的人说他是“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当时的领导却说他“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意思是：只抓业务，不问路线斗争)。
尽管忙，时间紧，他编稿仍认真负责，审稿仔细推敲，从不马虎应付。他像一个花师，把来稿中多余的“枝枝叶叶”剪去，删去不必要的段落，对不恰当的语句加以修饰，使文章更加顺畅，主题更加突出。他对修改过多的稿件，还重新誊抄一遍，以保持稿件的整洁，且字迹工整，受到捡字、排版工人的好评。
在工作中，刘之基总是捡重担挑，吃苦在前。1971年，舒城县农业超“纲要”，报社派出8、9人组成的采访团，由刘之基带队。作为这次采访的负责人，他不仅与分赴各个点的记者研究报道思路和侧重点，还主动担负起写全县综合消息和社论的任务。各个点的报道相对单纯，而写综合消息和社论，则要了解全面情况，要付出更多精力。记者稿子写好后，他要一篇篇地看，有的还提出修改意见，其工作量可想而知。吃苦是记者的天职，他不仅肯吃苦，而且做事用心。在他的策划下，这次采访圆满地完成任务。
不忘记者的社会责任
1972年，安徽全省地市报纸被撤销，《皖西日报》也被迫停刊。刘之基被调到《安徽日报》社工作。后被派任驻六安记者站站长。
1979年，有人到记者站反映：在文革中，六安农校有一名教师因反对毛主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5年。但这是一起冤案，要求记者调查，澄清事实，有关部门给予平反昭雪。这是一重大的政治案件，关系到为谁翻案等政治立场、态度问题，记者站要不要过问这件事？刘之基与驻站记者汪言海商议，他们认为，记者担负着特殊的社会责任，要有一点胆识，分清社会上的是非曲直和毁誉忠奸，为弱者鼓与呼。于是，刘之基派汪言海前去调查。汪言海先后到六安县法院、六安农校了解情况。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上级部门要求群众戴黑纱7天，农校这位教师只戴了3天，有人就向校领导汇报，说他反对毛主席。校领导找他谈话，他如实地说了他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有看法。后又在他家中查出一本日记，具体地记录了他对文革中某些事件的评论。汪言海把调查的材料写成内参，刘之基看后，在汪言海名字前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内参报送报社领导，报社领导认为，这是一起恶(毒)攻(击)案件，反映这种情况是改变不了事实的。后来在新华分社记者的帮助下，把此事上报到中央，中央有关领导看后批示，要给农校这位教师平反。以后安徽各级法院都批示平反，农校这位教师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
汪言海(《安徽日报》原编委、高级记者)与刘之基在六安记者站共事11年，他评价刘之基时说：“我刚到六安记者站时，业务不熟悉，刘之基对我帮助很大，有时还带我出去采访。特别是每当报道一些政治风险大的重要新闻时，如报道震惊全国的《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以及报道反映吃喝风的《徐志福‘闹’宴》等，都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刘之基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工作中遇到了这样的好同事、好领导，是我的幸运。”
心地善良 关心他人
在文革中，有人检举《皖西日报》社有一个“5·16”反革命小集团，其中记者刘家松是被怀疑的“5·16”分子之一。一天夜里，一伙人突然闯进他家，将他带走。刘家松和母亲在一起生活，老母是一个残疾人，一年到头不出家门一步，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她不知道儿子犯了什么罪，以后的生活也发生困难，整天以泪洗面。刘之基住在刘家松家斜对门，他们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当他知道家松母亲的情况后，主动上门安慰老人，并表示要为她买米、买菜、提水，生活上还有什么问题就和他说。此后，刘之基每天起早到菜市场给家松母亲买菜，帮她到小河边提水。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在当时能做到却不容易。因为刘家松是“5.16”分子嫌疑人，如果刘家松被定为“5.16”分子，就是现行反革命，在那人性泯灭的年代，刘之基的热情助人，就可能被认为是同情反革命家属，与反革命划不清界线。刘之基也许考虑到了这些，但良知决定了他的爱心，虽有危险，他也不怕受牵连。
刘之基对人真诚，乐于助人。但当他困难时，别人对他进行帮助，他却能理解对方，往往表示谢绝。刘之基的妻子老汪，原是六安工交公司的职工，以后被下放到农村务农，长期身体不好，又加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困难可想而知。一次老汪病重来六安住院，这对工资只有50几元的刘之基来说，如同雪上加霜，生活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同事刘家松、蔡绍棠等人为帮助解决刘之基的燃眉之急，几个人凑了一些钱送给他，他却表示谢绝，并说：“现在大家都很困难，我不能连累大家。我的暂时困难，想办法还是可以解决的。”刘之基就是这样的人，对别人温暖如春，却从来不想麻烦别人，给别人增加负担。
刘之基走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可是他留给新闻人的情和爱还在，他的人格、精神还在，并将永远激励着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