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元

　　年终岁尾，每当大街小巷挂满各式各样的春联，我总会想起父亲。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高小毕业，乡里请他到农中代课。后来“反右”开始，因爷爷曾经任过国民党的干部，他第一个回家务农。落实政策后，他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在农中教书，月薪26元;一是到县城的一家集体企业上班，月薪84元。考虑到子女多、负担重，父亲还是选择了后者。

　　县城离家几十里，父亲每次往返都是步行;尽管回家一次要好几个小时，但父亲回家的脚步依然勤快。逢年过节，他一定回来;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父亲便请个长假回家帮母亲。他知道，一个女人，领着五个孩子，种着几十亩地，太辛苦了。父亲的单位，每年春节的假期是固定的，总是腊月二十八放假，过年初六上班。这一个星期，是我们家一年中难得团圆的七天。

　　然而，除夕那天，却是父亲最忙碌的日子。早饭刚过，村里村外的乡邻就陆续来找父亲写春联了。父亲从屋里搬出八仙桌，找出尘封的笔墨纸砚，磨墨折纸，准备为乡邻们挥毫泼墨。此时，秸秆围成的小院站满了村邻，小院又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父亲问清第一个村邻要写的数目，便铺开红纸，合理布局每个字的间架结构。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写春联时的情景：端坐桌旁，右手握笔，左手压纸，眼望前方，略一沉吟，提笔纸上，横撇竖捺，笔走龙蛇，流转腾挪，一气呵成。等到下联的最后一字落笔，旁边候着的村邻便赶紧提了对联两头到一边晾干墨汗。

　　当时，农村人家的门对大致是这样的：大门、正屋各一副大对，偏屋、厨房各一副小对，再加上四副横批。一家写下来大概要花上父亲一刻钟的时间。如果一户一户地写，那么最后来的村邻恐怕要等到傍晚。按我们当地的风俗，春联最好在中午前贴上。因此，父亲就为每家每户先写上一副，叫他们先拿回家贴，然后再为另一家写一副，统筹安排，这样每人都不会等得焦躁。即便如此，等到最后的村邻拿走春联时，往往晌午已过，而我们家的春联，常常还未动笔。

　　至今我还记得1997年——也就是我考上大学那年，父亲为大哥家写的那一副春联：邦多贤才定强盛，家有长子更和谐。横批：国泰民安。这副对联，既纪念了国事，又记录了家事，其中包含的那一份欣喜，我一直到多年后才慢慢体会。当然，当时我们以为父亲只是在夸大哥。那些年，父亲一人在外，我们娘四个和大哥一家在乡下种田。母亲毕竟是女人，有些事不好出面。这时总是大哥去办理，而大哥也从未辜负父母的心意，作为长子，除了把自己的小家经营得红红火火，还照顾好弟妹，家里家外，面面俱到，甚至督促我考进了高校。村邻都夸大哥不简单，也许，这就是父亲创作那副春联的原因吧。

　　三哥结婚时，父亲写的婚联竟然是老杜的诗句：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对于1935年出生，历经解放战争、“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的父亲来说，2003年算是他一生中的“开元盛世”了。当然，2003年我们家还有一件大事——三哥终于结婚了。说起三哥的婚事，可算费了不少周折。母亲去世时，我和三哥都未成年。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三哥还一直未找好对象。一家人都着急，尤其是父亲和大哥，四处托人说媒。直到三哥31岁那年，我的舅舅才为他敲定一门婚事。办喜事那两天，父亲格外高兴。记得贴好婚联的那一晚，父亲到母亲的坟上，一边烧纸，一边哽咽地说：“孩儿他妈啊，你这下可以合上眼了，你的三子也成家了……”

　　把一家人拉扯大了，父亲也就退休了。这时，春联已批量印刷，实惠又好看，找父亲写春联的村邻渐渐少了。每次走过街头巷尾，看着那眼花瞭乱的春联，父亲只是淡淡一笑，然后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真正懂字的人有几个呢?”

　　又是一年除夕近，父亲去世已有八个年头了。由于工作调动，我不停地换单位换房子，可家里却一直不曾贴过春联。因为每到此时，我总会想起父亲又端坐在老家的八仙桌前，握笔沉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