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华

　　冬天到了，大山里特别寒冷，我们围坐在火笼边烤火——我这里讲的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老家金寨大别山深处的事。大别山深处的农民家，家家都有火笼。所谓火笼，也许写作“火隆”，就是在堂屋侧面墙下的地面，或者在靠山墙的地面挖一个直径大概有七十公分、半尺深的坑，在坑的周边挤一圈青砖，这便是火笼了。在寒冷的冬季，白天农户们家中劳力出去干活，老人就带着小孩儿在家烤火，那时即使是老人和孩子，也大多穿着单薄的衣裤，是无法抵御寒冷的。火笼周围总是摆着若干个四只腿的木头小板凳，或者是几张有靠背的小竹椅子。我们兄妹小时候在关山大队中心小学念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山大队改成了关山村，母亲在生产队干活，只在晚上我们才围坐在一起烤火。烧火的燃料，是已晒干了的各种树兜子。

　　记得哥哥去部队后，这打树兜子的活就由我来干了，因为两个妹妹还太小，她们是举不动斧头的。到了星期天，或者放假时，母亲就叫我每天去打猪菜、砍柴禾和打树兜子。这树兜子是俺们老家的土话，就是指地面以上的树根。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大副业，就是烧石灰，需要很多的灰柴，烧一窑石灰需烧掉十万斤干柴草。砍下的小树留下半尺高的树茬子，树茬子长出一人来高的新树枝又会被砍掉做灰柴，时间一长，那树茬子便长成胖乎乎的、奇形怪状的树兜子，当一面山的小树被剃光头般地砍完后，那些树兜子就像站在山坡上的一只只小兔子。砍那些黄栗树、白橡栗树、枫杨树的树兜子我们是有技巧的，我说我们，是因为每次去打树兜子都是与堂兄堂弟结伴上山的。对上下一般粗的兜子，在贴地面的根部左砍几斧，右砍几斧，然后一斧头脑便将它们砸断了;对上粗下细的，不用砍的，只用力一斧头脑就砸了下来。估计打得数量差不多了，就用自己用竹片做的U型柴禾架码好，用竹扁担从山上挑回家，码成一堵厚厚的兜子墙。到了冬天，我们取暖全靠这些树兜子了。

　　冬天的晚上，母亲放工回来忙做饭，我们小孩就开始用干松毛(松树的针叶)和细枝柴在火笼里把树兜子烧着，当然，点燃时总是把我们土墙草顶的屋子里弄得乌烟瘴气的。吃过饭，母亲便借着火笼的微光做针线活，那时物资馈乏，很难买到点灯的煤油。母亲有时也会借烤火的时候教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那时城里和乡下还没有电视，家庭经济条件好一点的，能买一台价值10元左右的小收音机，烤火时就全家听那声音刺耳的收音机，播的内容记不清了，多是政治、生产方面的新闻和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到八十年代就开始播刘兰芳的《岳飞传》等评书了。我们除了课本，没啥课外书可以读的，课文也总是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的。没得书读，小孩子总是坐不住的，烤火的时候，也便是我们玩耍的时候。树兜子在火笼里烧得旺的时候，红得像一大早东边冒出来的日头，照得炭火周围的青灰(草木灰)像连绵不断的灰色微型山脉，那些微型的“山脉”被火烤得很烫。我们兄妹常常从箩筐里抓一把玉米，撒到那滚烫的青灰里。不一会“噗”的一声，这里炸出个玉米花，又“噗”的一声，那里又炸出个玉米花，炸出来一个，妹妹们就用火钳夹出来吃一个。有时炸起一些灰，落在我们的鞋上，母亲也不管我们，只管做她的针线活，似乎我们做的是习以为常之事。我们还会用一只小铁筒，里面放一把荞麦，用火钳夹着铁筒的口子，放到炭火上方，边烘烤边旋转，也是不一会，里面便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倒出来就是小小的荞麦花，吃起来感觉很香。那时家里没钱，是没有糖果、饼干之类零食的，全靠我们小孩儿自力更生。我们最拿手的，就是烤红芋。我们家到了秋天后，玉米、麦子、黄豆、红芋等粮食都收了回来。那年头晚饭很少能吃到干饭，总是玉米糊糊、南瓜糊糊什么的，不到一小时就饿了。于是在火笼里烤红芋常常成为我们的夜宵。红芋埋到滚烫的青灰里，过了十几分钟，它们便被烫得顶起青灰朝上方吹气，那气里是浓浓的甜香味。

　　只要火笼里烧火，总会一直冒烟，所以我们家的屋梁和山墙都被烟熏得像涂满了墨水，山墙上挂着的腊肉也被熏得黑黑的。但你可别小看那黑腊肉，好吃着呢!家里来客人了，取下一块，用淘米水和热水洗好，切出的肉块紫红紫红的，还没下锅就想咬上一口。到了腊月杀了年猪，百来斤肉，用盐在装豆浆的大木桶里腌了，腌的时候要用盐反复揉搓那些肉皮。十天左右出卤便挂到毛竹架上晒大阳，晒十几次大太阳，每块肉显出一些红色，便爬木梯子一块一块挂到屋里山墙上那些木桩上，那位置上方老鼠够不到，下方猫儿够不到。那挂肉的小木桩也是有迷语的，叫做“上不沾天，下不沾地，还有半截在土里。”因为我们家的墙都是用土筑起来的嘛。

　　上个月回金寨家里祭祖时，母亲说，今年还叫你哥买点炭。我说，肯定要买，不然冬天没有年味。我不知道我们北方烤火的生活习惯从何时开始，大概从北京山顶洞人发明钻燧起火开始的吧?对我们来说，烤火已不仅仅是取暖，它也是营建家庭温暖的一种文化，虽然如今都用上空调了，但没有炭火烤着，家人就不会围坐在一起。如今我们家生活在城里，冬天节假日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坐在炭火盆四周，喝茶，聊天，看电视……有着浓浓的家庭温暖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