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胡桢，中国连拱坝之父，现代著名的水利水电专家，他的名字和治淮，和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大坝联系在一起。汪胡桢在回忆佛子岭水库建设时，无限感慨地说：“一眨眼就是30年了，每想到当年共同创业的青年天各一方，怀念之情，岂能自已?还望新一代年轻人能以佛子岭精神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继续奋斗!”

　　汪胡桢是我国现代水利事业的开拓者，著名水利专家。他1897年7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1915年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1920年，赴美入康奈尔大学研习水力发电工程，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在南京河海工科大学任教。1929年，汪胡桢出任导淮委员会主任工程师，参加制订了导淮工程计划。新中国成立后，任淮河水利工程局副局长，治淮委员会委员兼工程部长，佛子岭工程总指挥。1955年，任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局总工程师，同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1960年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名誉院长。1989年10月13日逝世于北京。

　　出山治淮 制订方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相继成立,为了招贤治水,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三次登门拜访汪胡桢,请他出山治水。开始,他对新中国刚刚成立是不是有力量治理江河,曾抱有疑虑。后来看刘宠光态度竭诚,推心置腹,也就下定决心了,他对刘宠光表示:“主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只要真干,我汪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1950年春,汪胡桢即走马上任,跟刘宠光一起赴南京成立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的基础上成立治淮委员会。淮委下设工程部、政治部、财务部和办公厅，汪胡桢先生任工程部部长,钱正英同志任副部长。治淮必须先有个规划蓝图,汪胡祯先生担任工程部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钱正英、肖开流,王祖烈等同志按照政务院10月14日作出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的方针与要求,制订治淮总体规划,定名为《治淮方略》,他和钱正英在曾山同志的率领下，专程去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得到了总理的积极支持，政务院批准了《治淮方略》，在此文件上第一次写上了佛子岭水库的名字。

　　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连拱坝的设计师

　　1952年1月,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佛子岭水库动工兴建。水库究竟是造土坝、堆石坝、重力坝，还是造连拱坝?当时的淮委领导和国内有关专家意见不一。50年代初，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刚问世不久，仅美国及法属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功的例子。汪胡桢根据他在国外考察水电站工作的经验，表示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的大地上建造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为此，淮委召开了专家会，邀请了当时全国著名的建筑专家、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茅以升、张光斗、须恺、黄万里、黄文熙、钱令希、谷德振等进行论证，经过3天的热烈争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多震的大别山区，采用连拱坝不仅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在建设上也符合快、省的要求。会后专家组向淮委主任曾山进行了汇报，也谈了苏联专家的不同意见。曾山主任仔细地听完汇报，果断地说：“既然中国专家认为连拱坝好，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决定采用。”最终批准了汪胡桢的建议。经过3年奋战，1954年冬，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也是亚洲第一座连拱坝，终于矗立在世界的东方。从1952年1月9日破土兴工，到1954年6月6日最后一立方米混凝土浇筑到坝顶，所耗时间只有880天。这个大坝工程的投资为3800万元，大坝总长510米，最高处74.4米，参加工程的，最多时有干部1380人，军工、技工10500人，民工8000人。如今连拱坝已平安度过63个春秋，历经洪水考验。尤其是1969年，特大洪水曾经漫溢坝顶一米多，历时一天以上，大坝仍安然无恙。佛子岭水库的建成，开拓了连拱坝在中国的新纪元，以后又在梅山水库建成了当时世界最高的连拱坝，提高了中国水利工程技术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

　　艰难岁月 玉汝于成

　　要建库，先修路。为了修通六安通往佛子岭的公路，在山区残匪尚未剿清的情况下，汪胡桢身先士卒，冒险探路。他带着秘书、警卫员乘吉普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颠簸奔跑，视察每个弯道和应建桥梁。到了霍山县，车不通了，又换乘战马，沿着河谷前进。最后又弃马步行，翻山越岭进入水库工地。解放初的霍山公路坎坷不平，车开起来颠簸摇晃，很是不稳。现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楚生回忆，自己和20名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和水利系学生同乘一辆货运卡车，从蚌埠到霍山。他们把铺盖卷放在车上，人坐在铺盖卷上面，将要到达终点霍山县城时，由于车身突然剧烈摇晃，在他前面的朱家谨同学坠落于地，幸未受伤。

　　佛子岭水库的建设，困难重重。解放初期，大坝混凝土浇筑所需的拌和机、振捣器、升降机等机械设备无法从国外进口。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汪胡桢以一股不畏强暴的精神，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他亲自指导或亲手绘制草图，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自行研制了筛分系统、拌和系统、提升设施、活动模板等简易机械设备。改造了国产的拌和机，利用一台台30千瓦的矿山卷扬机，把拌和的混凝土提升到五六十米的高度，完成了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浇筑任务。这些设备后来还用于淮河流域的其他大型水利工程。水库大坝的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必须使用振捣器振捣密实，而不能像浇筑房屋小型梁柱那样用钢钎捣实。但在解放初期，我国国内还没有振捣器，汪胡桢专门派人去香港设法购买了两台。由于封锁禁运，由采购人员随身携带的一台在海关时被扣留，无法运回内地。幸因采购人员对此早有考虑，另一台委托熟识的渔船代运，才得以安然运达。汪胡桢又以这台振捣器为样品，立即请上海国华机器厂仿制了一批，这才使佛子岭水库大坝的混凝土浇筑用上了第一批国产的振捣器，保证了工程质量。这件事放到现在来看，也许是件小事，但在当时来说，如果没有振捣器的采购和仿制，大坝的浇筑质量是很难保证的。佛子岭水库工地成为我国第一个使用振捣器的工地。

　　佛子岭大学——中国水利行业的黄埔军校

　　佛子岭水库工地是战场，又是一座大学校，汪胡桢就是这个大学校的校长。那时技术干部奇缺，淮委向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征调应届土木系毕业生，不足则以三年级优秀毕业生补充。这些大学毕业不久和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热情很高，但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不足，不能满足工作上的需要。当时年轻大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每晚聚集在指挥部会议室里上课。1952年12月下旬，《安徽日报》发表了一篇“佛子岭大学”的特写，从此，这个名字传播开来。汪胡桢学识丰富，经验最多，被大学生、技术人员称为校长。“佛子岭大学”的课程和佛子岭建设的实际密切相关。汪胡桢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等课程，谷德振讲授“佛子岭地质钻探及评价”，陈善铭讲授“溢洪道设计”等。据统计，“佛子岭大学”先后走出了汪湖桢、曹楚生、朱伯芳、谷德振四位“两院”院士以及蔡敬荀(曾任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曹宏勋(曾任葛洲坝工程局总工程师)、朱起凤(曾任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郭旭生(曾任安徽省水电厅厅长)等一大批专家和优秀的水利工作者;佛子岭工程完工后，建设者们拿着“佛子岭大学毕业证书”，分别走向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岗位和工程管理部门，除留在淮委工作的以外，在东北、华北及上海、天津、安徽等省市水利勘察设计单位和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等水利建设工地，都留有“佛子岭大学”毕业生的业绩。“佛子岭大学”可谓桃李满天下!

　　汪胡桢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水利专家。他是旧中国苦难淮河的见证人，又是新中国治淮的第一代功臣。1929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导淮委员会，中国现代水利科学的先驱李仪祉任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亲自邀请汪胡桢参加导淮工程建设，他慷慨应允，协助李仪祉制订导淮计划。由于生不逢时，当时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国民党政府腐败，尽管汪胡桢先生尽心竭力做了不少计划、规划，但都难以实现。

　　汪胡桢的传奇经历证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才有用武之地。佛子岭水库的建设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获得了人们“一流设计，一流速度，一流质量”的赞誉。国内水利界认为：“一座高达70多米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建成，创造了奇迹!”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的专家伸出大拇指说：“连拱坝好，中国工程师了不起!”汪胡桢，中国连拱坝之父，现代著名的水利水电专家，他的名字是和治淮，是和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大坝联系在一起的。汪胡桢在回忆佛子岭水库建设时，还无限感慨地说道：“一眨眼就是30年了，我也垂垂老矣!每想到当年共同创业的青年都已风流云散，天各一方，怀念之情，岂能自已?只望他们能以佛子岭精神继续为我国水利水电建设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