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会祥

　　几位老先生策划为张在元先生出画册，约我写点文字，欣然从命。于画，我说不出什么，有先生的画作在，读者自赏，各有妙论。这篇文字只想说说我心中的张在元。

　　早在1976年，我已知道，六安有个画家名叫张在元。当时我在《安徽文艺》(《安徽文学》前身)编辑部学习，帮助编辑初审稿件。新出的一期刊物封底，用的是一幅套色木刻，题为《岗上新河》(即《将军山渡槽》)，署名是张在元。主编江流先生对我讲，这幅画的作者就是你们六安的画家。那一次，我就记住了张先生的大名。

　　1984年初，我调到六安行署文化局，见到了真人张在元，自然是意外的惊喜。此后，我们在一个单位共事20余年，直到他退休，始终没有分开。我与张先生相识很久，对他的为人处世、日常生活所知较多。外人看到的是他的画和他的荣誉，而我所见的是他这个人，一个艺术家的“非艺术人生”。

　　张先生是一位纯粹的画家，偏偏戴上了一顶“乌纱”。1984年底，六安地区文联从行署文化局独立出来，成为一家“准”县级单位(主席一职始终为宣传部副部长所兼)，要配一名专职副主席。从不坐班、成天在家画画的张在元，突然领受一项任命：就任六安地区文联副主席。

　　张先生的生活轨迹由此转向。他要主持文联的工作，不得不到办公室坐班;他要负责单位的正常运转，不得不打理他根本不感兴趣、甚至非常讨厌的行政事务。好在，他没把头上的那顶“乌纱”看得有多重，既不去逢迎拍马，也不去钻营图谋，依然还是画家的气质，不失艺术家的本色。对上，他不卑不亢;对内，他不摆不装。在单位，他无为而治，大家各尽所能，和睦共处。他确实没把文联副主席当官做，而“官”当得很轻松，“官声”也是相当的好。

　　张先生是科班出身的画家，一生的最大爱好是读书。平日坐班，他要么画画，要么看书，二者必有其一，绝不虚度时光。外出开会，他的包里必带的一样东西，也是书。幸亏他那位贤良的夫人在书店工作，即使是在几十元月薪的“计划经济”年代里，他也从来没有闹过“书荒”。后来，我们都在文联坐班了，经费再紧张，买书的钱还是有的，而且是名正言顺的开支。我们从没用公款吃喝，但读书给我们带来极大乐趣，他觅到好书，看完以后总会推荐给我。每次一起去外地出差，逛书店也是我们的共同选择。

　　我在与他相处的20多年里，可以看出，他花在读书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他作画的时间。他看书，纯粹的休闲，不作学问，也不写文章，更不在人前卖弄。他读的书很杂，但很有品位，最爱读的有三类，一是明清笔记，二是名人传记，三是名家随笔。很多次，他偶然会跟我说点读书心得，比如，陆键东笔下的陈寅恪，川端康成的散文，黄永玉的随笔……等等，令我惊叹的是，他的观点确为真知灼见。陆游说，“功夫在诗外”，张先生的画外功夫是读书，而恰恰是读书，提升了他的艺术境界。

　　身为中国美术界最高荣誉之一“鲁迅版画奖”的获得者，他的主要代表作版画《纵横千里》入选庆祝建国25周年全国美展，《解放军画报》作为全国美展展品选刊发表，由国家对外文委送到挪威等国展出，选入《中国现代木刻集》、《安徽版画选集》中出版;版画《岗上新河》入选《中国现代版画展》由国家对外文委选送到瑞士、瑞典等国展览;版画《梅山春晓》入选庆祝建国25周年全国美展，中国美术馆收藏，并推荐作为驻外使馆布置用画;版画《催云播雨》入选“第七届全国版画展”，《人民日报》《美术》均作为展品选刊发表，后又入选在捷克举办的“第七届国际版画展”展出，中央电视台播放介绍过此作品，还被选入《中国现代黑白版画选集》《安徽版画选集》中出版;版画《西海群峰》入选“第八届全国版画展览”，《人民日报》在介绍安徽版画作品时，作为安徽版画代表作品之一，在显著地位刊登，中央电视台亦播放介绍过此作品，并由中国展览公司选送到北欧展出，选入《安徽版画选集》中出版;版画《山韵》入选“第九届全国版画展览”并获该届展览所设的唯一的一项奖——优秀作品奖，由中国美术家协会送往法国巴黎展出，《版画艺术》、《版画世界》均选刊此作品。由此可见，张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家。而他在生活中的“艺术形象”，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如果出席重大场合，他身着呢料中山装，那是很有风度的。平时他的穿着总是很随便，褂子的钮扣错位，一个襟长一个襟短，这样的尴尬在他身上并不鲜见。当场给他指出来，他也总是呵呵一笑，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他家中的床单、被子染上画画的颜料，更成了一种特有的“装饰”。大艺术家不拘小节，在张先生身上常有印证，反而让我更觉得可亲可爱。

　　张先生也有一点很不可爱。他睡觉时的鼾声如雷，外出开会时，他会先跟同室的人打招呼，“对不起，我好打呼，请你见谅。”同室人尽管有了心理准备，最终还是禁不住他那夜半“雷声”的轰响。有次我问他，沈阿姨(张先生的夫人)几十年怎么忍受的呢?他呵呵一笑，习惯了，听不到我的“雷声”，她还不能入睡呢!这事，我没找沈阿姨验证，不过，我相信这是真的。所爱之人，一生相伴，是不会心生任何挑剔的!缺点也是优点，何况鼾声不是有意而为呢!

　　在六安美术界，有人给张先生作了一个准确的评价：“大智若愚”。他确实很有智慧，但我更敬重他的美德。他从没在背后说过任何人的坏话，对某些狂妄不羁的年轻画家，他也是正面肯定的多，不予指责。他拥有很多著名大师的画作，却从不炫耀，更不以此沽名钓誉。有一次，在他家闲坐，他抱出一大捆字画，一一摊开给我看，都是国内著名书画家的墨宝。他从来没把金钱挂在嘴上，不像某些写字的人那样，不择手段攫取名家字画，张口闭口就是钱，谁谁的画能换一套房子，谁谁的字值多少钱。在我心中，张先生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那年，原六安地委书记黄树勋调到省里工作，离开六安之前，特意来文联看望张先生。2008年，我随《中国有个淠史杭》摄制组的编导去黄树勋家中采访，他关切地问我，小罗，张老师还好吧!黄树勋家墙上挂的那幅国画“天堂寨”，就是张先生与省里两位画家的合作，也是他在六安开发天堂寨的特殊纪念。他对编导们说，当初开发天堂寨，他们这些画家、作家功不可没。有一次，我随原地委秘书长张洪祥去舒城，他在车上跟我说，你们那个张在元真是好人!有大才从不外露!也没伸手向组织要过任何东西!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张先生从浙江嵊县而来，在六安，在安徽，留下了很好的名声。我退休以后，随儿孙常居苏州，跟张先生见面少了。对于他的突然离去，我没能为他送行，心里一直很难过。时隔数年，谨以此文，悼念张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