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孔文

　　2016年3月3日的早晨，天降洗尘雨。约半个时辰后，天开云霁，阳光雀跃，风送花香。清朗的晨光中，我们一行人送别作家京隆。

　　在梅山这座越摊越大的城市里，真正的写作者，熊猫般稀有。2005年，34岁的我遇到了73岁的京隆，简直是尴尬中的一缕清喜。时值五月，几点太阳雨洒过，阳光如洗，榴花更红。他夹着一把旧雨伞，拎着一方便袋的信纸和报纸来找我。我正在电脑上左冲右突，几乎没时间搭理他。好在他是一个很大度也很淡泊的人，并不在意我的随意，也或许能理解我的无奈。我俩随后十年多的交往，就从这天开始。

　　当我回过头去看这十几年时，才发现与京隆交心并不多。平时到他那里去，大都是他在说，我在听。他是一个奉文学为宗教的人，一提到文学很快就能进入境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许多次晚饭后去他那里闲谈，临别时，月上中天，四周安静，一个人寂寞地走在街上，心头感觉沉甸甸的。

　　京隆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他端正了我对文学和写作的态度。这么多年，我始终在单位写材料，写点文艺作品完全是为了放松心情、排遣抑郁，因此文字乃至思想都有轻佻的一面。京隆不!他认真、执着，甚至有点刻板。当年他不会用电脑打字，就用手写，写好后，有好几次请我帮打。那字写得方方正正、一丝不苟，标点符号也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几次，稿件打出来后，他还得修改三遍五遍。而我不是这样，一篇文字，敲敲打打后，点开编辑邮箱就发送，能登则好，不登“也熊”。以人为镜，渐知得失。在京隆的一次又一次帮助下，在数次投稿的成功与失败中，我终于悟透“文章不写一句空”的道理。京隆点拨我，让我多读名作名著，深刻领会为文者的创作态度和为文风范。我照做了，自然受益匪浅。

　　京隆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买菜，傍晚常常跳舞，而后散步。与我“饱一顿、饥一顿”的生活节奏差距很大。很多次，我从办公室加班回来，急匆匆地走在广场上，看到他在那里悠闲地跳着舞，突觉一个真正文人的自由与清欢。他这一生，虽有多次能留在省里、市里工作的机会，可他主动放弃了，自愿来到这个崇山峻岭的大山区研究文化，一条路走到黑，头撞南墙不转弯。正因为懒得为官、懒得高高在上，他才没有遭遇官场的羁绊和纷繁关系的倾轧，因此活得月白风清、心地透明，退休之后自由度更高。体制保障了衣食住行，文学让其得偿所愿，他的一生虽然活得清贫，但并不辛苦，更不像有些人，心里苦，且苦得无处倾诉。

　　京隆有遗憾，他多次说，“这里是文化的荒漠”。诚然，这里的文人太少了，认真从事文学的人更少。人少，氛围就起不来，气候更难形成。在一个至今还没有实现整体脱贫的地区，发展文化确实有许多短板，搞文学的人也容易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那些年，我除了加班，还得给老婆换工作、给儿子找学校、办房贷还按揭，还要有意无意地参加名目繁多的应酬，心浮了，文字的起色就不大。京隆告诫我几次，但看到我并不太在意，也就罢了——他是一个极自尊、又极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当然也知道，著作等身换不来一套房子。

　　我一直认为，写诗是年轻人的事情，可京隆到八十岁时，还写散文诗，且有发表，真令人诧异。早在他七十六岁学电脑时，就让我吃惊不小。文学面前，他好像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永远怀着一颗童心。

　　一个平心静气的写作者，波澜不惊地活着，不紧不慢地写着，端端正正地为人处事，他所喜的，是有人能片刻摆脱物欲的束缚，去追求一缕精神层面的东西;他所忧的，是镶着大金牙、戴着金链子、开着宝马车的衮衮诸公，是否把老祖先留下的美好东西丢弃，是否能平视那些善良与真诚。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又不愤世嫉俗地大声呼喊，他相信润物无声，他更相信功到自然成。他活了84岁后，无声无息地去了，像一枚成熟的果实，最终要拥抱大地。

　　他走后不久，“文化荒漠”渐渐有了文化勃兴的迹象。春天虽姗姗来迟，可毕竟来了。

　　这是他多么希望看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