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

　　第二篇：

　　“三让”显高风亮节

　　“两好”传万世英名

　　——金寨籍开国中将徐立清的家风故事

 　　(二)坚持让军衔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他始终牢记 “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1000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秘书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他还在伏案工作。

　　至于徐立清本人，按照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名单到了罗荣桓部长手里后，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既有关切又有批评：“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之后，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并列举了种种理由。为此，徐立清和夫人党秀玉商量了让衔这件事，夫人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你要中将我支持你。”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写了报告，希望由大将降为上将。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就连夜给过去的搭档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自己要求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对徐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信的大意是：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经过反复思考，徐立清又先后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评衔，共评出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后来又补授王建安、李聚奎两位)、中将175人，主动让衔的徐立清排在中将之首，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衔仪式结束后，许光达大将专门找到徐立清，满怀深情地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后来，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一连用了两个好字：“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三)再三让职位

　　在主持定级、评衔工作的同时，徐立清还积极参与领导从全军调选了近3万名军事、政治、后勤和各类技术干部，逐步建立健全和加强了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此外，他还参与调配了近20万名干部组建了海军、空军、防空兵、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以及民航局、气象局、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步兵走向诸兵种合成的军队，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

　　1950年10月，徐立清刚到军委总部工作时，刚满40岁，身材匀称，头发浓密乌黑。但是，在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脏病复发，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花白了，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这一病就是五年。

　　因此，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疗，并主动要求总干部部的任免工作由宋任穷副部长兼管。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了，只能靠秘书给他读文件的要点。这时，徐立清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副部长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不能工作，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当罗荣桓部长专程到医院看望他时，徐立清再次当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罗荣桓对他说：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此后，在医院的病榻上，徐立清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进行了研究。经研究，军委领导一致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等病好了再继续工作，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他又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几天后，罗荣桓部长正式通知徐立清：你提出退出现役的请求，军委和总部没有采纳，等病好了继续履行总干部部副部长职责。徐立清请求“让位”的事虽然没有被批准，却反映出他对党的事业、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

　　1960年12月，徐立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仍旧参与主持全军干部的铨选工作。

　　由于徐立清曾“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所以军内外都尊敬地称他“三让将军”。

　　1983年1月6日，时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的徐立清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徐立清逝世后，有1800余位高级干部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驻北京部队代表前往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许多高级将领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友痛哭失声。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小平最先来到灵柩前，向徐立清同志遗体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他握着徐立清夫人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第三篇：

　　拒绝特殊和享受

　　保持平民之本色

　　——金寨籍开国少将王远芬的家风故事

　　人物简介：王远芬，1907年出生在金寨县斑竹园镇的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参加当地农民协会和赤卫队。1929年5月参加立夏节起义，后被编入红32师学兵团。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多次负伤，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几十年来，王远芬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身处贫穷闭塞的边远山区，还是住在繁华热闹的城市，无论是当战士，基层干部还是身任高级指挥员、共和国将军，他都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平民本色。

　　一、饥饿面前，将军与战士同甘共苦

　　1941年至1943年，日军疯狂“扫荡”太行山区，实施“铁壁合围”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太行军民进入非常艰苦的斗争时期。尤其是太行军区一分区北控正太路、东临平汉路、南逼邯长公路及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日伪军不惜一切代价加紧进攻和掠夺，一分区的斗争形势更显激烈和艰苦。

　　时任太行军区一分区参谋长的王远芬和一般干部战士一样，每天顶多只能配给半斤小米，掺上野菜作两顿，半干半稀的吃个半饱。他向大家发出号召：“我们一定要学习和发扬工农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去夺取胜利。”他与士兵同甘共苦，经常到山上挖野菜充饥。冬天挖不到野菜，就带领机关人员到几十里外的山村买玉米核，回来碾碎充饥，结果吃得人人肚子发胀，解不下大便。尽管这样，当他得知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时，立即带头节省口粮救济灾民，还带领干部战士帮助群众灭蝗、抗旱、翻地、种庄稼，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渡过难关，他和全分区官兵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加紧开展大生产运动。王远芬带头上山开荒、种粮种菜，迅速缓解粮菜困难。到1943年，一分区的干部战士，每人都完成了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的自给任务，从而战胜了敌人封锁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