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

　　退休这几年，每逢清明节、教师节，我都怀念教过我的已故老师。其中李培友老师，我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原是霍邱城关初中的教师，1963年秋季任我们初三(1)班的班主任(兼教语文)。

　　李老师那时不到30岁，却有丰富的人生经历。1950年他参军时年仅16岁，到过抗美援朝前线。在部队扫盲后，1954年考上安徽工农速成中学，经过3年半学习，又一鼓作气考上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他通过刻苦学习，从放牛娃成长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教师。

　　在李老师当我们班主任之前，同学们就知道他是个严厉的老师。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用严肃的眼神，不停地扫视着学生，同学们都有点怕他。他讲课生动有趣，只要涉及某个典故，就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关心学生冷暖，天气变化时就提醒大家增减衣服。记得有一次气温突然下降，他发现有几个住校生衣着单薄，就“命令”他们立即跑步到寝室添加衣服。因此，同学们感到李老师的严厉充满着父兄般的温暖，有话都愿意跟他讲。

　　为了迎接升高中的考试，李老师给我们强化作文训练。他要求写作文一定要认真打草稿，而且草稿随作文一起交。他的这个要求，不少同学感到很不习惯。没几天，李老师在课堂上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没交草稿的同学，并罚他们重写。此时教室里雀无声，李老师拿着一张草稿纸，朝着大家扬了一下说:“你们看看，这是陈志刚的草稿……。”我听李老师提到我的名字，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我的字写得很难看，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准备吃批评。没想到李老师说:“陈志刚的草稿改了十来处，打草稿就要这样。”接着，李老师针对同学们打草稿存在的问题，仔细地教我们怎样列提纲，怎样修改草稿，大家听后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这样，我对学习语文更有兴趣了。

　　李老师告诉我们，要想写好作文，不但要多读书，还要背几十篇范文在脑子里。背书枯燥乏味，是同学们感到头疼的事，有时一篇短文三四个早自习都背不掉。他教我们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即朗读加默读加默写。默读可以加深记忆，默写能够巩固记忆。如此反复十几遍，几百字的短文一个早自习就背得了。初三第二学期我们学习范仲淹《岳阳楼记》，头脑迟钝的我，仅用一个早自习就背掉全文，当时真是“心旷神怡，其喜洋洋者矣”。20年后我上“函大”，就是用李老师教的这个方法，使我的学习轻松了不少。

　　作为班主任，李老师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我们班有个住校生腿摔坏了，几个同学天天背他往返教室、寝室，还帮他打饭、洗衣服。当时全国都在学雷锋，李老师认为这几个同学的行为，就是学雷锋见行动。他不但在我们初三(1)班多次表扬这几位同学，而且汇报到校领导那里，建议在全校表彰。就在此时，我们班有位爱开玩笑的同学，上晚自习时在教室门头上放了一把扫帚，差点砸了推门进教室的老师。事情反映到李老师那里，他把这个恶作剧的学生严肃地批评一顿。李老师就这件事教育我们，拿别人开心取乐是损人利己的行为。做事就要做好事，好的品德思想都是从小养成的。他还在黑板写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14个大字，叫我们写在本子上牢记在心。

　　我参加工作后，经常见到李老师。叙话中得知，李老师同我一样，对教过他的老师也很感激、怀念。他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启蒙老师——本连的文化教员，这位战友后来牺牲在朝鲜前线。李老师参军不久，部队掀起战士扫盲的热潮，每个连配备一名文化教员，文盲战士人手一本《战士识字课本》。李老师深情地回忆道:“我的这位战友教学非常认真负责，方法也很好。他先教我们学习国语注音字母，要求我们每个字母读、写一百遍。我用树枝在地上写，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手心上写，饭前用筷子在碗里写……这样我很快就学会了注音字母。由于掌握了注音字母，我学写生字就容易多了。1952年我们部队入朝作战前，上级来我们营检查扫盲工作，我的听写、造句都得到领导表扬。不久我调到团里给首长当警卫员，团机关的干部都是我的老师。1953年回国后，我不但能读书看报，还能写文章。当时安徽工农速成中学在部队招生，我以比较好的成绩考上速中，首长奖励我一支‘关勒铭’牌金笔，这支笔一直伴我到大学毕业。”

　　李老师在谈到他大学生活时，也很感激他的大学老师，“我刚到合师院时，《古代汉语》这门课学得很吃力。教古汉语的老师安慰我不要急，他给我开小灶，给我讲解古汉语语法，要求我通读《古文观止》，背诵其中的重点文章。我稍微有点进步，老师就鼓励我、肯定我。就这样，我在很多老师的关心教育下，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1994年李老师退休，2009年病逝。他当教师的时候，不但教我们如何学习求知，还教我们如何做事做人，确实是一位好老师。人说师恩难报，唐诗《游子吟》说得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