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秀光

　　1971年，我念初中一年级。有天夜里，我和同学躺在床上，饿得睡不着觉。一位同学提议，我们去学校旁边老袁家的菜园里偷点黄瓜吃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但马上想起了母亲对我们兄妹4人说的话：“你们不得偷、拿人家的东西，要是不听话，回来我打烂你们的手，打断你们的腿!”想到母亲的话，我断然拒绝参加偷盗活动。第二天早上，老袁家告到校长那里，校长很快就查出了去偷黄瓜的3位同学。下午学校召开批判大会，3位同学在台上交待错误、被批判。看到这个情景，我暗自庆幸，幸亏我没有忘记母亲的话。

　　父亲在县城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妹4人在乡下生活。因为母亲天天要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没有多的时间监管我们，就采取非常严厉的方法，首先把家规家训讲明白，且反复重申，一旦犯了家规，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在念小学时，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母亲去生产队做活前，叫我洗好碗锁好门，带着大妹妹去打猪菜。母亲上工去后，我异想天开地对大妹说，我们先去河里钓鱼，然后再去打猪菜。妹妹小，更不懂事，欣然赞成。我们便背着筐篮，扛着鱼竿去河边。在河里钓啊，钓啊，一直钓到中午，连个鬼毛都没钓到。忽然想到该回家了，猪菜还一点没打。我就教妹妹用一些木棒将筐篮隔成上下两个空间，上面的小，然后我们匆匆打点蒿子头放在筐篮的上面，似乎是满满的一筐，想以此蒙哄过关。回到家里，母亲先让我们吃饭。刚吃过，母亲就让我跪下，妹妹小免去惩罚。母亲先用竹竿狠狠地打我的屁股，一边打一边教训我：“我叫你碗不洗、门不锁，我叫你该干的活不干，我叫你弄点猪菜来骗我。”记不清楚我在地下跪了多长时间，只记得让我起来时，我都无法站稳了。这件事让我一直记忆犹新，我知道了该做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会得到惩罚，更不能弄虚作假来骗人。

　　母亲教育我们的方式确实是很残酷的，母亲常说:“从小不教，到老都是驴驹子。”我与哥哥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就教会我们怎么为家庭担当负责。我姥姥家距我们家有几十公里的山路，母亲是姥姥的独生女。姥姥生病时，需要母亲去照顾她。有一年，母亲去姥姥家，要在姥姥家待上一个星期，要我和哥哥照顾好两个妹妹，包括做饭，给妹妹们穿衣洗刷等。母亲去姥姥家后，一天夜里，我醒来见窗外天已大亮了，就把哥哥喊醒。哥哥点好煤油灯，开始做饭，我则拿起笤帚扫地，待饭好后再叫醒两个妹妹。我扫完地打开大门一看，天没有亮，是大月亮照得屋外亮堂堂的。我们只得又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又是一天夜里，我忽然听到堂屋的门响了一下。我对哥哥说，不好了，有贼来了。我与哥哥立即起床，哥哥端着煤油灯在前面，我手里握着一把镰刀跟在后面。我们查完堂屋的拐拐角角，又查厨房。我们怀疑贼藏在柴禾堆里，就对柴禾堆大叫道：“出来!不出来我们就动手了!”然而什么也没有。哥哥问我，睡觉前，你关好大门了吗?我想了一下，说，我忘关了。哥哥说，门响是风吹的。哥哥16岁去部队当兵后，我与两个妹妹分别念初中和高中。我与大妹妹念高中时，那年开学，我俩一学期的学杂费一共是17块钱，家里拿不出钱，我与妹妹就坚持不去报名，怕老师向我们要钱。这时，哥哥从部队寄回来30块钱，一下把母亲和我们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那时哥哥每月的津贴费只有几块钱，他舍不得花，都攒着，寄回家里补贴家用。

　　母亲是下放医生，我们下放在农村那一、二十年，大队各生产队的妇女生孩子，就来找母亲去接生。那时乡亲们文化普遍低，母亲不仅为他们接生孩子，还要顺便给孩子起好名字。经常是半夜三更有人来敲我家的门：“他张阿姨，我家儿媳妇要生了，难为你去看看。”母亲总是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背起药箱，打着火把去接生，有时被山路上的石头绊倒，摔下了山沟，身上到处是伤，膝盖上鲜血直流。有时她还把病人接到我们家里来。有一年下暴雨，黄湾队山上起礁(泥石流)，有几家的房子被冲毁，有一家的两个小孩子都受了伤，母亲就让他家把孩子送到我家，免费治病还管吃管住。我很不高兴。母亲就对我说，人家遭了难，我们能帮人家就帮一把，不然，以后我们家万一遇到事，人家也不会帮我们的。母亲还经常让我们兄妹将我家的蔬菜和还可以穿的旧衣服送给那些最穷的人家。母亲所做的这些，让我们从小就懂得要为他人着想，要乐于助人，培养我们奉献社会的美德。前几年，在深圳工作的儿子听说我捐了几千元给老家关山小学作扶贫助学奖励基金，他就打电话给他当村支书的六伯，让村里挑选6名学习成绩好、家里又特别贫困的孩子后，从深圳飞回来，给6个孩子送去了一万多元的扶持金和学习用具;他还掏钱救济了家乡吴家店镇两个没钱去大学读书的小姑娘，让她们顺利地读上了大学。

　　还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有天中午，我们刚好开始吃饭，来了一个要饭的。我心想，我们自己吃都不够了，你还来要，就带有侮辱性地对他说：“我这半碗饭给你吧!”母亲立即制止了我。她站起身来，叫那要饭的等一下，她从厨房盛了一碗饭，扣到了他的碗里，又给他夹了点菜，那要饭的才边吃边走了。母亲看着不高兴的我，对我说，人家要饭，可能是家里遭了难，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要尊重人家;倘若我们家以后也像他那样，也可能去要饭的，要将心比心啊。

　　如今，父亲和母亲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每次我回去看他们，他们都要严肃地教育我，告诉我，电视里播了哪个领导干部被查了被逮了。他们从不把我看成是一个领导干部，永远把我看成是一个他们不放心的孩子。常常是在吃饭的时候，母亲盯着我，问，你拿没有拿人家的钱?我说，我没有拿。母亲会继续说，国家培养了你，给你待遇不低，你们夫妻俩的工资足够用了，也不知道比我们在乡下时好多少倍，你要是拿人家的钱，我打死你!父亲也在一旁帮腔教育我，你爷爷是红军，枪林弹雨地干革命，你要对得起你爷爷。他们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教育我。有时把我说烦了，就顶嘴道，你们自己养的儿子你们自己不知道啊，我要是拿了人家的钱，不早进去啦。母亲常对我说，你们姊妹几个，我跟你爸最担心的就是你，因为你权力最大，也最容易惹事情。我说，老妈，你的话你儿子记着呢。我还跟母亲开玩笑地说，我小时候几乎天天挨揍，你怎么那么爱打人啊。母亲说，你不听话嘛。其实，现在想来，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在外面工作，又没有一点脾气，除了偶尔检查一下我们的作业，别的几乎不管教我们。要不是母亲那样严厉地管教我们，严家规，正家风，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孩子呢，也不一定会有我们今天这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